简介: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简介:吴登盛执政期间,调整了缅甸的外资政策,对外来投资采取了放宽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灵活掌握土地使用权限、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本国引进外资创造了较为合理的投资环境。这使外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来源国和投资领域也趋于多元化,缅甸的对外贸易和GDP总量不断攀升,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就业。但同时也加剧了通胀压力、扩大了贸易逆差。当前外资仍然面临缅甸政局缺乏稳定、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员工素质不高、产业链缺失、投资成本偏高、效率低下、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民族主义高涨等一系列问题。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虽已上台,但未来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振兴缅甸经济,仍然任重而道远。
简介: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简介: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