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世界进入秩序多元、话语重构的“后全球化时代”,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中华文明的重新定位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基于品牌叙事理论,从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同等逻辑,探讨中国故事与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的关系,阐明中国故事的核心内涵与外延发展,提出了讲述中国故事的“一致性、差异性、简洁性、整体性”原则,指出“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立足时代特征,创新思维调整策略:在战略上从国际传播走向全球传播,在叙事上从宣传思维走向故事思维,在主体上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在空间上从阵地意识走向场景意识。同时,适当考虑当前新媒体生态演变与技术革新,利用大数据、场景链条、人工智能、VR等助力中国故事的讲述,形成多维的国际创新传播与保障策略。最终,文章通过梳理“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故事要素与“‘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手段这一逻辑关系,初步系统化地建构起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圣外王”理论框架体系。
简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见证了网络内容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互联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商业资本持续涌入到内容创业蓬勃发展……春风化雨,万物生长。可以说,网络影视行业已经迎来了它生命中最好的时期。然而,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具挑战的时代。成立超过十年、起步于PC时代、担负主流价值传播使命的央视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流量和算法的焦虑,技术权重不断加大,内容生产者话语权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年轻崇拜”和“娱乐至死”的焦虑,特别是对主流媒体而言,长期以来坚守的价值导向,似乎在当下语境中有日渐式微的倾向。
简介:从大媒体发展观角度分析了中国传媒发展的"百年变局",提出了互联网是媒介发展变迁和生态转型的重要因素,它打破媒体发展的一贯逻辑,成为一切媒介的"母媒介"。但是,其弊端是既不能突破媒体信息传播的经典基因,又缺乏相应的"媒体能力",媒体营销价值应该是基于"人与媒介"的关系、接触点及其在不同媒体上产生的不同价值。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对中国传媒市场的基本面的判断是:经过一轮融合转型,各媒体市场格局已经渐趋稳定,媒体间"共时"生存将成为常态;受众的媒介接触由分散转为聚合;各媒体广告市场收入趋于稳定并形成胶着状态,电视仍然将占据重要比重,大品牌将回归电视。对中国传媒市场的机会点的判断是:媒体集中度走高,智能大屏将迎来大爆发;媒体融合发展明显提速;与终端绑定的媒体更具竞争力,社交化成为内容传播的标配;全球互联网的下半场主场将在中国。
简介:'记者'是新闻传播行业中一个重要的职业称谓,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它的含义演变比较复杂。它既有本土的文化基因,也有一定的域外色彩。研究发现,在本土演变条件几乎达到临界点之际,当时的新闻界选择了日源性的'记者'一词。考察'记者'与'主笔''访事人'等职业称谓之间的微妙关系,发现'访员'并非'记者'的前身;在'记者'被引入的多个渠道中,新闻界的使用与认可,是最重要的;在'记者'近代义的演变过程中,当其为表示媒介关系的一些词汇所绑定后,它才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含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的职业称谓,还是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统称,'记者'在晚清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借助特殊的文本构式和传播机制,网络流行体成为一种在线协作式记忆文本,记录着中国网民的现实境遇与集体心态,反映了主体情感和市民生活的深层结构。通过对501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探究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可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改变了记忆建构的时空边界,使'在线记忆'具有合法性,14个典型的网络流行体进入了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四类记忆主题,'民本立场'成为其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书写中,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变化成为互联网时代记忆言说重要的逻辑转向。在此转向中的记忆实践最终搅动着既有的话语格局,昭示着话语民主的可能性,勾勒出权力共生的图景。
简介:随着大量陌生人成为微信联系人以及用户隐私担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社交媒体产生倦怠情绪。为了解社交媒体倦怠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研究以微信朋友圈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一手经验数据(N=486),从社会交往压力视角出发,基于压力源-负担-结果(SSO)框架,构建社会交往压力源、社交媒体倦怠和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模型。研究发现,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压力源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而隐私关注和消极社会比较不影响社交媒体倦怠。此外,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隐私关注(压力源)会通过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负担)进而影响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结果),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会交往压力源与结果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最后,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社交媒体倦怠与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简介:'科学知识图谱'这一新兴知识计量方法正在我国悄然兴起,文章对该方法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探究。研究发现:当前新闻传播学界采纳该方法的文章数量较少但增长势头较好,已有的研究议题相对集中但存在明显的追逐热点现象。新闻传播学传统名校成为重要的研究主力,但目前尚无跨学科的合作产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运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不熟悉研究对象而盲目追逐新方法、不熟悉软件功能而事倍功半劳动、误用情报学概念和分析指标、深陷方法本身而忽略理论关怀等。因此,在采纳新兴研究方法的同时,必须重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核心地位,在未来的文献管理中,需要将传统的定性文献综述与科学知识图谱相结合。
简介: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介:网络直播平台吸引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巨大受众群体,但是,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了显著的数字接入鸿沟。目前,由于网络直播产业的崛起速度很快,学界对数字鸿沟的产生因素了解甚少。文章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期望满足理论来作为理论框架,通过两个独立的探索性的调查来考察影响青年群体采纳意图及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发现产生这种数字鸿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采纳者对直播平台的态度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但非采纳者的态度与其采纳意图负相关;采纳者的主观规范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而非采纳者的主观规范与其采纳意图无关。从社交网络内部的互动来看,基于身边社群的互动均能够促进群体内部主观规范的形成,但对于采纳者和非采纳者来说,形成的主观规范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群体因为网络直播平台的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发展成为显著的文化分隔。
简介: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最初译介、20世纪初到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初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有意义'的传播等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创办党报党刊,积极开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萌芽成果。它反映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认清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和基本任务;大胆尝试了全党宣传和全党发行报刊模式,创建了工农通信员制度;并在新闻宣传活动中,创造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宣传报道方法,展示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优良素质和道德情操。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思想的首创成果,具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简介:为深入了解迈克尔·舒德森的学术思想,笔者以他的新著《知情权的兴起》为出发点与他展开学术探讨,对知情权的概念做了延伸性解释,并就此书的研究方法、立场、观点提等与其进行了线上直接对话。舒德森回应称:他的'社会史'著作也可被称作'文化史'著作,因为主要是在追溯某些流行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兴起过程,《知情权的兴起》即为其一;知情权有法律和政治维度,但他视之为文化权利,因为它只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化观念或一种文化期待,而不是一项法定权利;知情权会受到各国不同文化的影响,但未因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重大转变;他探讨知情权的目的之一是阐释监督民主,即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观。在书写媒介社会史时,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无法避免,新闻传媒的作用无法准确评估,研究者不必过于在意;研究者应多关注个体和事件,应深读新闻文本和记者的书信以求新知。当下,舒德森之所以离开媒介史领域,是因为希望跳出以媒介为中心的视野,对公共领域做整体性考察。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