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
简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俄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虽然一直向前发展,但是不足以反映两国政治关系的水平。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深化,俄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在逐渐减弱。2013年以来,两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形成定期会晤机制,推动中俄总体关系顺利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俄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2014年5月,普京总统明确宣布俄罗斯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4月,俄罗斯政府宣布加入亚投行。这一系列决定,既有审时度势的战略考虑,也有经济重心转移到东部的经济发展需要。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两国建立稳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不断推动双方在科技、军工、农业、森林加工、能源等领域的密切合作。
简介:尽管绩效评估在我国各级政府中逐渐成为日常性管理制度,但无论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还在利用西方20多年前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通过客观德尔菲法对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3-2014年间的317篇政府绩效评估文献进行"硬聚类",发现国外近十年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规律在于:努力对政府的具体部门进行"体检"式绩效评估,诊断每项具体工作的实际绩效状况;利用"体检结果"促进政府问责进程;对政府绩效"病症"寻找"致病"诱因,试图将高绩效政府当作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杠杆"来推动国家走出发展低迷;在大数据时代中将信息当作提升政府绩效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同时认为信息本身就意味着绩效。
简介: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简介: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简介:主审法官责任制是尊重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由法官审理、法官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模式对法官裁判说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建设,任何裁判文书都要在阳光下晾晒,裁判文书公开也倒逼着法官必须将其裁判决策的过程显现在裁判文书中。但当下裁判文书说理仍然过于简略,主要表现在:裁判依据存在一定欠缺;事实认定与法律的解释不足;情理不足,裁判说理缺乏人文关怀。主要基于法官传统思维、知识“前见”、认知心理的分析,认为法官法律思维运用不成熟,法官思维与当事人思维的殊异,裁判解释知识的缺乏,不良知识“前见”的误导,裁判的保守心态及知觉选择性心理等因素制约着裁判充分性说理。其根源还在于法官囿于裁判说理可利用素材的有限性,裁判决策的过程不科学。要解决这一问题,法官应当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扩展思维的视野,寻求裁判说理可利用的素材,将科学的裁判决策转化为裁判文书的合理表达,即公开法律依据的正当化引证,合理运用裁判解释知识,适当运用法律修辞等论证裁判结论,从而提高裁判说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