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治话语与事业进入新时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法治呼唤法学界的新的学术成果、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格局境界,表现出历史担当和人民立场,表现出务实学风、创新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本期约请一组笔谈文章,或围绕全局构建论纲,或细分领域阐发见解,皆聚焦＂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这一主题。

简介：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与一个人的出现有关，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他先后出版三部巨作，即1803年出版的（《占有权》，1815--1831年推出的6卷本（（中世纪罗马法史》和1840--1849年出版的8卷本（《当代罗马法体系》。《占有权》被誉为“德意志学说汇纂学中的经典教义学专题论著之典范”，《中世纪罗马法史》真正第一次开创了“法律史的现代学科”，《当代罗马法体系》乃一部划时代的民法著作。正是因为这些著作的出版，萨维尼跻身于德国“经典作家”之列，被蒂堡称为“我们的第一流民法学家”。

简介：<正>中国封建法典历来是诸法合体,没有刑法、民法和商法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日渐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03年,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能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遂增设商部,派载振、伍廷芳、袁世凯等参照西方各国商法编订商律。因商律立法技术复杂、内容广泛,一时难以完成。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于1904年1月24日公布《公司律》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和经营管理寺事宜;并在卷首冠以《商人通例》九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分及经商权利、义务等。于1906年4月公布《破产

简介：财政法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财政法学是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法律分支学科？这是我们从事财政法学教学和研究首先必须正视并需加以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财政、财政理论、财政法的历史演进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认为：由现代财政问题、现代财政关系（公共经济关系）的无处不在性所决定的现代财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使得财政法日益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财政法学日益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重要的法律分支学科。

简介：从各国宪法制度安排的角度探讨公共财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国家权力配置问题，有助于反思国家公共财政监督的制度建构。议会制度产生之初，议会通过控制财政来监控政府，系议会民主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发展，公共财政已由议会控制转向实质上由政府掌控，议会对财政控制转而通过立法等法治手段来监督，并不参与实质意义上的议决。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监督功能尚待完善的情形下，将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化、法治化应成为首选途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公民或者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有效地参与监督国家的公共财政开支。

简介：国家法学以欧陆＂国家一般理论＂为核心,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德国、法国在法律层面上使国家正当化并建构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理论。20世纪著名宪法学者雷蒙·卡尔·德·马尔贝格正是法国一脉的坐标性人物。马尔贝格国家法学思想以大革命实定法为依据,确认国民主权原则,论证其相对于君主主权及人民主权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还提炼了＂国家拟制法人说＂及＂单一国家机关理论＂等核心观点。马尔贝格国家法学思想对同时期德国国家法学巨擎拉班德、耶利内克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在欧陆产生重大影响,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制宪设计提供指引,但也引发了众多批评与争议。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马尔贝格国家法学理论对法学意义上国家正当性之证成、国家与国家机关之关系及国家责任制度之完善等议题均有较重大的启发意义。

简介：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一命题,必然隐含着国家利益合法性转向这一结论。关于个体、国民、公民与国族等法律单元及其关系的基本原理,构成了这一合法性转向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内涵,同时也是对这一合法性转向的法理申述,说明了现代国家及其法权的组织原则,表现为四项基本原理和六项原则。

简介：<正>美国国会1969年通过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环境法规.这个特色表现为其结构简单而中心突出.这个中心就是对环境影响说明书制度的规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要评介,进而评介与实施此法关系密切的有关机构.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美国国家环境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刺激起来的忽视环境效应的经济高速发展给美国的环境质量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后越来越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环境保护的呼声越

简介：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监察法（草案）》与其他法的协调问题。在与《宪法》的协调中,应先修改《宪法》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宪法依据;《监察法（草案）》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留置权、辩护权的规定应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处理好与《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关系。

简介：国家不仅是一种建立在实效性原则上的实体，也是一种国际主体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国际社会里的共识观念、秩序和规则对国家身份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所逐步形成并可把握运用的主要是一些基本的框架和原则。而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博弈互动的承认则对国家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构成性质、意义和作用。国家作为一种主体身份是可以独立存在和传承、延续的。因而，把实效性要素与主权要素等非实效性要素相结合的国家身份建构是恰当合理的，国家身份的建构不能简单地依靠国际法规则的制订与完善，它只能是在一定的国际法框架、原则基础上由各种因素复杂博弈而成。

简介：作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豁免具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豁免范围的争论.随着的通过,具体操作方面的争论会逐渐减少.然而,从理论上,国家豁免这种制度本身是值得诘问的,随着国际法治的健全,随着对国家地位和主权原则认识的逐渐清晰,国家豁免制度可能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简介：发展中国家对在WTO框架内讨论和解决贸易--环境问题持有戒心.因为讨论中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能力.风险预防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举证责任问题以及与MEAs有关的条约解释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

简介：<正>过错作为一般民事责任中的一个构成要件,在民法理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过错的概念,却众说纷纭,各抒已见。因此,寻求一个科学、合理的过错概念虽然困难,但很必要。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国家机关的民事责任理论的探究越来越受到民法学界和行政法学界的重视,国家机关有无过错,有什么样的过错,采取何种归责原则,乃是国家机关民事责任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简介：1979--2013年，刑讯逼供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几番变更：从“犯罪控制压倒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政治性宣言与口号式治理，到严酷刑讯现实逼迫下的集中性与运动式治理，再到频频曝光的错案引发国家刑事司法“合法性危机”而催生出的制度化的程序内治理。至今，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家已初步建立起“过程一结果”的双重控制机制、“权力-权力”单方制衡的治理格局，从而使契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大幅度降低。然而，虽然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态度决绝，但因法律制度自身的缺憾，特别是嫌疑人权利对审讯权力制约的严重不足，将很难使中国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被彻底遏制或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简介：本文在阐明法治国家的历史前提、历史岗位等基本问题上，着重论述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化的哲学原理、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及其作用机理。

简介：<正>“国家赔偿”一词,尽管在各国立法和著述中有多种文字表达方式,如“国家责任”、“国家侵权责任”、“政府侵权责任”等,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析言之,“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与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居于同一地位,就其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侵权损害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这一定义表明:国家赔偿因国家侵权损害而产生;国家赔偿是国家以金钱赔偿方式就其侵权损害承担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国家侵权损害情形。“国家侵权损害”是国家赔偿的发生前提。按照侵权损害的一般分类,国家侵权损害也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侵权损害,或称“行为侵权损害”,即国家

简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国家处置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力、国家的经济立法权以及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管辖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正确认识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不仅会使发达国家得到好处，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简介：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简介：在规范层面上，我国2004年通过的第28条宪法修正案使国家主席拥有了部分实权性质的外交权；1982年《宪法》对国家副主席代行职权及继位的规定基本承续了1954年《宪法》的有关内容，但还是有一定区别。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主席在党内、军内的兼职惯例，形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格局；国家副主席的人数设为一人较适宜，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年龄搭配来看，1998年后国家副主席具有了接班人的意义。国家主席应是荣誉称号的授予者，而不是被授予者。

简介：私人诉外国国家的案件的国内法院管辖问题，对被告的豁免权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管辖规则以及司法实践当中管辖权的确定来看，其在私人诉外国国家的诉讼的初审法院和审判地等管辖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其他诉讼的特殊做法，主要涉及地域联系的确定、联邦法院的专属管辖、移送管辖等。中国各级政府或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遭遇被诉时，应把握移送管辖请求的最佳时机，并充分利用“直接影响”规则抗辩法院的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