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确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法治政府建设属全党全社会重任、需坚持开放式结构、具有可测评性是其重要的思想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观念保障；行政疆域的廓清、合法最佳的统合、内外结合的监控是其重要的制度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结构保障；党政主要负责人同责、年度报告发布、示范创建活动是其重要的组织根基，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了行动保障。只有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法治政府梦才能得以实现。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度是宪法、立法法的重要制度,之前立法法仅对授权立法有明确规定。为解决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法律障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法律进行修改。此次授权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的一大改革亮点。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设立了新的权力机关授权类型——授权修法。对授权修法的内容、目的、程序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不应成为授权修法的内容;被授权主体的范围应明确为国务院等。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修改原“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加大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其进步性自不待言。然立法的不彻底，亦产生诸多弊端。就强制猥亵罪而言，“强制”表现为手段的强迫性和违背他人意志性，二者缺一不可；“猥亵”则包括一切侵犯他人性自决权的行为，而无论其目的为何。此外，“猥亵”和“侮辱”具有同一性，不论理论还是实务，均难以区分二者，对此应在修法时删除“侮辱”，改“强制猥亵、侮辱罪”为“强制猥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