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试图解决非法言词证据主要是违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问题。但当前实务中亟待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如疲劳审讯、超期羁押以及引诱、欺骗性取供，《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未从正面予以明确规定。虽然如此，实务中仍应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正确解决上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部分程序设计，主要是庭前会议中能否排非、如何保障辩护方排非的权利以及侦查人员出庭后的身份问题等等还存在一些不足或缺憾，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得以“落地”。

简介：构成非法占为己有,主观上必须有易合法持有为不法所有的意图,客观上必须具有以物之所有人身份自居的行为。对于上下、主从者之间的占有归属,应区分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包装物、封缄物的占有,一般而言,应采受托人占有说,即不管受托者是取得被包装物、封缄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中的内容物,都应该定为侵占罪。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科技人员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动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当前,在科技体制改革以及科技人员在开拓技术市场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科技成果的盗卖、非法转让

简介：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禁止那些野蛮、残忍、不人道的非法取证方式和手段，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据产生的诱因。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细化了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刑讯逼供后重复性供述一并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形，对讯问录音录像、讯问笔录、讯问场所等作出规范，进一步落实了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建立了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制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期间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核实，完善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处理的机制、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与调查程序以及二审程序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

简介：在监管改革和自由贸易区体制创新背景下，外汇犯罪违法性和惩治必要性仍然存在。应区分单位犯罪和单位形式的犯罪，对具有单位形式的逃汇犯罪予以刑事追责。对虚构贸易背景骗购外汇行为应适用兜底条款认定骗购外汇犯罪，骗购外汇后未出境的行为成立骗购外汇罪既遂。以转口贸易为名义从境外收取的外汇属于逃汇罪规制范畴，将资金非法转移至境外后又收汇入境的行为不影响逃汇罪既遂的认定。非法经营外汇买卖的“经营”行为需要进一步厘清，超越特定经营许可范围的外汇买卖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区分适用吸收犯和牵连犯的罪数理论，判断外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建议完善外汇犯罪的刑罚配置，明确量刑标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

简介：股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探讨郭晋涛，杨联民随着股票犯罪案件的日渐增多，对一些犯罪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少争议。为正确查处此类案件，笔者根据近几年的司法实践，就股票犯罪涉及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作些探讨。一、关于股票贿赂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准确认定股票...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皮革喷雾剂案”是德国刑法上处理不法集体决策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理论在区分被告入行为基础上分别予以归责的方法，在联邦最高法院那里转变为双层次的“结合公司的考察方式”，因为与个人决策不同，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和归责与组织体的内部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皮革喷雾剂案”在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探讨该案对我国追究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刑事责任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介：关联性是证据能力问题不是证据的性质问题；经验、逻辑方法，是证据的判断问题，不诉讼证明的基本方法问题；证据法价值基础，是防止错案、保障权利，而不是准确、公正、和谐、效率；证据学研究基点，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法律事实，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未来事实（事件）；证据法，应当是以诉讼标的事实等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为规范对象的诉讼证据法。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立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可能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主体的范围、徇私的内涵、明知的认定等问题一一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存在争议，加之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滞后，直接影响了本罪有关问题的法律适用。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澄清有关认识。

简介：在河南省灵宝市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热土上，活跃着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民检察队伍。这是一个将业绩写满旗帜的光荣旅，是走在共和国基层检察院建设前列的排头兵。

简介：人类对于汽车的发明和大量投入使用是交通现代化的标志性象征。然而，正像任何科学成果的发明都具有“双刃剑”属性一样，以汽车为主要代表的现代交通肇事犯罪像癌症一样弥漫于现代社会之中，在我国尤甚。其中肇事者因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又占相当大的比例，

简介：以类型化法益概念的相关探讨为逻辑起点,并同时以论述与梳理犯罪论体系中不法类型与罪责类型相区隔为逻辑框架。一方面以类型化法益概念建构刑法解释的外延范围,另一方面以不法与罪责构建解释规则的内涵边界,以探寻规范化意义下刑法解释的边界之所在。

简介：荷兰的托管令是一项针对犯罪精神病人的保安措施，其宗旨一方面在于保护社会免受犯罪精神病人的进一步侵害，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犯罪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使其摆脱精神疾病，复归社会。由于托管令不是刑罚，它不具有刑罚的报复性和惩罚性。出于防卫社会的要求，托管令的期限是根据他人或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来确定的。

简介：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简介：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是对公共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财产权予以保护的宪法根据。在刑法和民法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类型中，都以调整财产

简介：关于洗钱罪侵害的客体到底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在我国长期争论不休。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说背后反映的是刑法对国家金融安全法益保护的利益诉求，但其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社会整体洗钱行为与个体冼钱行为危害之间的区别，将整体的危害性作为个体洗钱行为的入罪理由，导致刑法评价对象的错误。就侵害法益的评价标准而言，两种争论反映的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之间的争议，但由于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危害的轻微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行为无价值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危害值得刑法介入的合理结论，洗钱犯罪侵害并值得刑法予以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国家司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