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分别介绍《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情况,并进行横向比较。两志在组织模式上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呈现明显区别。《广州亚运会志》由编辑部收集资料、编写志稿和进行总纂,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采取专家修志,编辑部总纂的模式。其区别体现在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志稿评议、志书总纂、审查验收等环节及体例方面。最后对专志编纂进行思考,提出要灵活选择专志编纂模式、充分发挥主编单位的职能、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

简介：2015年9月19~20日,正值八月桂花香满城之际,中国国家历史研究发展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发展中心在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国家历史'创意写作高级研修班。本届研修班以'史学创意写作'为主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新浪历史频道等国内从事史学工作的史学家、作家和资深编辑联合授课。研修期间,专家们分别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读者与选题、大众历史及大众历史阅

简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观点各不相同。本研究基于对南疆莎车县维吾尔族村落的实地调查,细致梳理了当地村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以及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知,最终得出结论：当地人的国家意识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家的宣传和教育,另一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国家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框架下,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落实国家政策,都充分考虑到当地人的民族身份。当地人在接受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会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弱化国家认同。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措施本身就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当地人民族认同感的加强,实际上是对国家认同增强的体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于人们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冲突。

简介：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先后途经今四川阿坝和甘孜、云南迪庆、青海果洛、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红军顺利经过社会政治制度复杂，经济落后，存在很深民族隔阂，环境条件险恶的藏区，是由于红军不畏艰难困苦，战胜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红军对藏区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消除了藏族民众的隔阂与恐惧情绪，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红军顺利经过藏区，最终取得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征过藏区文物遗存，是红军和藏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危难之际，同心一致，共同谱写出中国革命胜利篇章的历史见证。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述析红军对藏区的宣传活动，发掘蕴积文物背后历史深处的民族团结洪流。

简介：军纪问题事关一支军队的成败,而蒋介石历来重视军纪,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剿赤军＂军纪仍差且剿共失败。究其原因何在？文章检视了川西北土司头人苏永和、王生秀等对国民党中央军军纪问题的控状档案及蒋介石的处置电报,指出蒋介石治军虽＂严以军纪＂,但重＂人治＂轻＂法治＂,过分信任部下嫡系将领,轻信涉事者主官的＂调查＂结论,不严格走司法程序,有法必依,故不仅让原本对国民党军及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川西北土司头人大失所望且使军纪问题成为国民党＂剿赤军＂最终败绩的原因之一。

简介：

简介：乾隆朝巴县档案的93个地方职役事例,大量出现保甲（保长、保正）、乡约常见名称外,还有约邻、坊长、约保、约坊、约甲、保邻、乡保、牌头、牌保、牌甲、地约、厢长、街约、场头、客长、约客、邻约等,这些用语的归类,如从空间上看分属于城、郊、里;如从行政系统看,大致属于乡约、保甲、场头客长三个系统以及三者的交叉。巴县档案保留了珍贵的签退承替乡约、保甲的制度与实践事例。我们找到230件嘉庆朝刑科题本的地方职役记载,地方职役的用语乡约、保正数量极少,较多的是约邻204件、保邻14件,其中约邻占绝对压倒性的多数。虽然约邻有乡约与邻居合称的含义,但是多数情况下可以径作＂乡约＂理解,是入约的邻居。＂约邻＂取代＂乡约＂成为日常用语,应是嘉庆时期乡约制度实践的特色之一。巴县档案中保留的告示、契约文书,有＂约邻＂的用语。百姓在供词中,也讲到向＂约邻＂报案,约邻处理纠纷。

简介：天琴是广西壮族支系偏人最有特色的一种古老弹拨弦鸣乐器，有着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但在今天的天琴艺术保护与继承中，却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脱节的现象，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对壮族天琴的仪式与表演研究为例，对天琴双重身份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缓解措施进行分析，从而为天琴的现代性发展提出建议。

简介：乾隆皇帝为了整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寻访、认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在拉萨大昭寺与北京雍和宫各置一“金奔巴瓶”，用于掣签认定蒙藏地区的大活佛，这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本文依据新近翻译披露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档案以及藏、汉文等材料，深入分析了学术界鲜有论及的关于设立两处金瓶的背景、次序、缘由以及乾隆皇帝处理此相关事件的态度与举措。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