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拓展Grossman与Krueger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细致阐释了外商投资影响环境效率的机制,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槛技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实证考察FDI影响环境效率的机理和效果,结果表明:(1)FDI数量通过产业结构途径阻碍了环境效率的提高,但FDI数量与FDI质量均能通过环境技术渠道改善环境绩效;(2)FDI数量因其给环境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引致本地环境监管的强化,而FDI质量作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夺的"潜在"资源,倾向于弱化本地的环境监管;(3)外资质量与外资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作用均表现为基于环境监管强度的双重门槛特征。当环境监管强度较低与较高时,FDI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或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处于合理水平时,FDI数量对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FDI质量对环境效率有正面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合理的环境监管、提高外资企业环境准入门槛、鼓励环保型外资企业进入等方面的协同努力,对促进FDI正向的环境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简介:遵循文化—行为—商业模式—绩效—商帮兴衰的逻辑思路,根据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对晋商和潮商的文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商业兴衰的内生变迁过程。研究发现商业兴衰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信仰,农耕文明导致晋商推崇官本位思想和保守经营的信念,进而形成忠于当权者的“官商结合”商业发展模式,但晋商最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海洋文明作为潮商的主要信仰,在艰难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孕育出潮商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精神品质,进而形成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市场导向型商业发展模式。文化信念差异导致了晋商和潮商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行为倾向差异;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创新仍将是潮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