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化自信是价值观自信的根基与土壤,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的灵魂与核心,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当代大学生要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神圣使命,其核心就是要具备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深刻剖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缺失的表现,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真理的魅力、实践的力量、环境的熏陶,积极培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简介:打击恐怖主义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内容,作为由中国主导的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进反恐合作有助于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反恐中的地位,对我国反恐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制定文件或条约、设立区域反恐机构、开展联合反恐演习等方式,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种区域合作模式不仅维护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也为全球反恐行动提供了合作的样本。今后,上海合作组织应当结合本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发展的新态势,细化合作的法律规范和行动机制,加强反恐人员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在互联网领域的反恐合作,及时跟进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形成全球反恐行动的合力。
简介:长篇小说比之中、短篇小说,"人物形象"尤其重要,从"人物形象"角度而言,两者又有不同。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交织性"乃是其一大特点。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是俄罗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文学形象。"多余人"的出现,昭示着俄罗斯文化中弥漫的虚无气息,同时也激发了俄罗斯从自身寻找积极要素的急切愿望,索菲亚崇拜即是从俄罗斯文化自身涌出的一个文学形象。"多余人"与索菲亚形象交织在一起,以"缺位"、"平行"与"合一"三种关系而呈现为三种形态。与欧洲"新人"相比,"多余人-索菲亚"交织性人物形象在对待女性的态度和与神的关系上大异其趣。
简介:党的群众路线是党与人民关系的集中呈现,基于群众路线形成的人民当家做主,深刻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归属的逻辑,解决了民主建构中"谁统治"这个首要问题。党基于群众路线确立了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又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群众路线是建构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和基础资源,解决了民主建构中"谁保证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对于"如何统治"这个民主的制度安排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来解决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其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制度化体现,是执行群众路线的基本制度。在回答人民怎么通过民主制度来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即"统治的运行方式"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态集中体现为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的确立和运行直接依赖于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体制基础。
简介:“白莲花”一词污名化后,被广泛用在称呼那些依附男性、过分善良、无限牺牲自我,却往往害了别人或看起来单纯善良却虚伪自以为是的女性,琼瑶剧女主等成为其代表。反“白莲花”的作品如《金枝欲孽》《甄嬛传》等通过展现女性腹黑背后的无可奈何和只能依靠智慧、心机才能存活的现实,以及女人斗女人没有赢家的悲惨结局控诉男权社会的残酷,具有强烈的抗争意义。近些年霸屏的玛丽苏女主将改头换面的“白莲花”或“傻白甜”重新拉回,她们虽然拥有知识、主动积极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抗争精神,却因更加污名的“绿茶婊”恶毒女配的加盟,将女人斗女人“变名为实”,降低甚至消解了女性的抗争性。在“娱乐至死”、女性被广泛污名和被消费的时代,女性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寻找新的“解放”之道。
简介:最近10多年来,古巴不断更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个人或合作社,建立非农牧业合作社,扩大个体户和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是古巴模式更新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项重要举措。古巴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所提出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探索成果。古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也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客观规律。新时代,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中国方案。
简介: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相伴相生、相互推进,40年的上下求索和辉煌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是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本文回顾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总体布局等四方面的发展与创新,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来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简介:我国现行由法院和税务机关共同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轨制模式是在税收立法、行政诉讼立法以及行政强制立法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税收立法和行政立法在税务强制执行权上的不协调,导致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在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实践中乱象频发。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实践对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完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税务强制执行内容的异质性、法院在强制执行效率、执行队伍、执转破程序衔接上的明显优势以及强化税收司法、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和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时代要求,《税收征管法》修订中应当确立由法院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单一主体模式,在保留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同时,强化行政强制措施行使的程序性规定。
简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