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
简介: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关系是一项以往受到忽视的重要学术议题。基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苏格兰启蒙哲学以崭新的经验理性主义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而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引导启蒙精神向社会物质领域纵深推进。具体而言,苏格兰启蒙学派分别在历史观、正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深入挖掘苏格兰启蒙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承与分殊,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深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本质内涵,以及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重建劳动主体性与解放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简介: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是执政党和政府统筹社会领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从根本上讲,社会建设是在与国家建设的联动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的,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的持续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和过程。社会治理主要从制度层面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建设必须要在社会领域构建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互动式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法治社会建设是关乎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是人治取向还是法治取向的关键问题,也是破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
简介: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
简介: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对资本主义的塑造,工业帝国主义渐变为信息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阶段。无论是工业帝国主义,还是信息帝国主义,其本质都是垄断,前者更多的是垄断物质资源,后者更倾向于垄断知识和信息。信息帝国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复兴创造了高度成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信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必将推动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我们必须站在更大尺度上、以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视角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不能以50年、100年的时间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逻辑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在实践中日益彰显出伟大的真理光芒。
简介: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旨在批判、改造和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体系,另辟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其中,最具影响的莫过于赖希的微观革命论和性革命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革命论和爱的说教以及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他们着力于从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出发去重塑人和社会,同时也并不否认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如此,由于他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心理特征,把心理层面的变革看作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根本内容,却无视经济政治条件和环境对一般(而非个别)心理问题的决定作用,从而颠倒了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了乌托邦式的解放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