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9年以来,朝鲜核政策的钟摆已明显指向拥核,朝核问题进入了关键时刻。在内外力量的合力下,朝核问题可能有三种前景:走上拥核不归路、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给半岛形势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近期,半岛形势更为紧张,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在中远期,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甚至成为事实核国家,朝鲜与美日韩的军事对峙只会更加严重,半岛将更加远离和平稳定,朝鲜要想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也将更无可能。面对朝核与半岛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对朝政策应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一是应积极主动地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二是要切实把握好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关系,三是要坚决避免被他国的错误做法牵着鼻子走,四是要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和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只要坚持将本国利益、全球共同利益及朝鲜半岛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中国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简介:1997年缅甸加入东盟之后,东盟对缅甸采取了“建设性接触”政策,主要采取劝说、鼓励以及有限施压的方式。推动缅甸问题的解决。受东盟自身制度性、结构性制约,“建设性接触”政策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启动的民主化改革表明,东盟及其一些国家长期对缅甸实行的接触、引导和鼓励对缅甸政策变化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简介:<正>去年以来,随着日本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盈余的再度上升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美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复趋紧张。布什总统今年初的亚洲之行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紧张,反而使日本的“嫌美”情绪由小心翼翼变得公开表露,高层人物屡屡失言;美国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地方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对日政策成为大选年的争论焦点之一。美日经济摩擦由来已久,不断深化,成为影响两国间经济甚至政治合作关系的一大症结。本文试图对美日两国经济摩擦的结构性原因作一简要的分析。一、美日企业体制的重大差别日本的系列企业体制正日益成为非关税壁垒的象征而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所谓系列企业即企业集团,包括综合型(或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前者指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多以银行为主体,拥有较大的贸易公司,主要有六大集团:源于战前旧财阀的三井、三菱、住友集团和新兴的芙蓉、第一劝业、三和集团,也有人称之为金融系列。垂直型系列以39家重要的制造业公司为主,每一家下面都有若干从属公司,自成体系,如日本钢铁、日立、丰田等系列,也有人将这样的系列称之为生产系列。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企业集团,但家族色彩更浓。系列企业共同的特征是:交叉持股、长期联系,广泛的内部商业往来。与美国的企业集团相比,日本系列企业有三大特点:
简介:中日、俄日岛屿争端问题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中日多年来维持现状的默契,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在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以及政治军事领域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同样,俄罗斯和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也开始升级,俄总统登岛宣示主权,日本坚持把四岛全部归还作为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前提。中日、俄日的岛屿争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交织下,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日、俄日岛屿争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实际占领与国际法理的矛盾冲突成为解决双方岛屿争端问题的最大障碍;岛屿争端已经超越本身范畴,成为维护国家荣誉的象征;中日与俄日岛屿争端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意识形态中,国际势力的渗入会对争端的解决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双方均衡实力无法打破的前提下,短期内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现状,搁置争议。
简介: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简介:军事化的概念既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某些内政外交等事务上增强军事属性的过程,也体现为军事要素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在增强的过程。军事化与军国主义、安全化和武器化等概念存在着联系,但也具有较大区别,反映出国家为应对安全困境而增强软硬基础设施的态势与趋势,存在着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3个层次。由于在理论假定和概念阐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灰色区域,军事化如何以及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被正确和准确使用会存在较大困难。近年来,中美关于南海军事化问题在概念界定、责任归属、程度强弱与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并在行动中具有爆发低烈度冲突的风险。从趋势上看,南海军事化问题还存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以及适度与过度等方面的争议,体现了相关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战略上的博弈进程。对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和措施,减弱其他方推进南海军事化问题的法律和战略基础,增强在南海地区进行必要建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