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本来意义上说是一种种属关系,但在我国刑法中,在多数情况下,公司与企业的关系是并列关系.如何理解刑法中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可能会对同一案件产生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不同认定.本文认为,刑法中所称的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全部资产为国有资本的公司、企业,而不包括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企业.

简介：王作富同志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刑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副导师;并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干事,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死刑问题是当代世界各国刑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帮助广大学员了解外国刑法和理论中死刑问题的概况,并正确认识我国刑法中的死刑问题,本刊特约请王作富教授撰写了此文。

简介：英关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包括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等，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具体，易于操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防卫的紧迫性、必要性、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的比例关系以及所谓合理相信的问题。都有较大的分歧，尤其是美国模范刑法典的一些规定，虽然有一些创新，但似乎在有些问题上走得太远。关于防卫人的主观条件，模范刑法典认为，只要防卫人相信有不法侵害存在，无论行为人的认识是否合理，都可以进行防卫，甚至一些主观上有过错的人，也可以以正当防卫提出合法辩护，这就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笔者的观点是，应将防卫人的主观认识分为合理的认识和不合理的认识。如果是合理的认识，就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如果是不合理的认识，由于防卫人存在过错，就不应认定为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涉及防卫人和侵害人双方，如果能很好地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既维护好刑法的正当性，又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在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学呈现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在法律论证过程当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可以实现司法说服。数学本源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法律现象。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是数学作为方法论的本质展现,也是法律论证的理论升华。在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在法律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论证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当中,过度强调数学论证可能会忽视必要的价值考量,偏离法律理性和司法规律,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

简介：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中”的解说。《中庸》第一章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的概念提到了天地与万物的定位与存留、发展与衍生的境界，大矣哉!儒家经典及后人诠释中，随其所叙述的问题，“中”也有许多种不同的表述用词。如“中庸”、“中和”、“中道”、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经典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法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学的萌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的法学思想作了评析。

简介：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简介：<正>现行的法国刑法典是1810年拿破仑当政时期颁布和实施的.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开始了对该刑法典的全面重新修订工作,其原因有二:1.犯罪情况的变化法国刑法典颁布后的180年期间,社会上的犯罪情况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其一,一些老的犯罪有了明显的减少,例如流浪罪、乞讨罪等,杀人罪也比过去少一些.其二,一

简介：<正>刑事侦察工作方针把“抓住战机”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根据刑事案件的特点和侦察破案的实践需要提出来的,体现了刑事侦察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对于刑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随着突发性强、行动迅速、危害很大的暴力型案件日益增多,刑侦部门一方面要强调主动进攻、先发制敌,避免犯罪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对已造成危害的案

简介：区分故意与过失犯罪是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通过对唐代以前过失犯罪的立法源流、《唐律》中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及其内涵、刑事责任特点以及对后世之影响的梳理与分析,阐明《唐律》中过失犯罪立法的进步、历史局限及其当代的镜鉴意义。

简介：当代中国宪法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宪法尊重习惯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宪法在序言、正文中对习惯进行了肯定和明确的认可，确认了习惯的正式法律渊源地位。当代中国宪法通过基本权利的规定、国家结构职责的规定，具体保障习惯，使宪法认可的习惯能够予以实现。当代中国存在许多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我们应当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当代中国宪法的习惯，更重视内生规范的总结。

简介：在适用比例原则的过程中,利益衡量具有必然性。进行利益衡量的前提是必须厘清利益衡量的范畴,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同时须明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内部的层次结构。利益衡量的主体,虽然广义上可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等公权力主体,但是比例原则中利益衡量的主体是以司法权为中心而展开的。利益衡量虽具有价值判断的因素,但绝不是漫无目的的价值横飞,其应遵循衡量的法则,如规范位阶理论、基本权利核心理论、说理论证原则、基于个案的整体考量原则、原旨主义、谦抑原则等。

简介：我国现行反垄断立法中尚无关于剥离资产选择的专门性规定。资产剥离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合并救济措施，剥离资产的选择是相关制度中的关键性、基础性问题。“保证资产的存活性和竞争性”是选择剥离资产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实现又依赖于三方面因素，即剥离资产的构成、归属和充分性。通常情况下，构成剥离资产的最佳选择是“正在经营的独立业务”；剥离被收购方的资产对竞争的恢复和维护更加有利；而“充分性”的实现则需要资产在质量、规模、产品范围、地理范围等方面均足以保证资产购买入在相关市场上成为有效竞争者。

简介：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在于，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到底是单位自身的意思还是作为单位成员的自然人意思的体现。只有属于单位意思体现的场合，才可能被认定为单位犯罪。在认定单位意思时，原则上，必须依据单位属于拟制人格主体的基本原理，将作为单位代表机构即单位领导的自然人的意思视为单位本身的意思；但是，在单位领导的意思完全背离单位的基本宗旨和目的，违反单位的相关制度等时，则不能如此考虑，而只能看作为单位领导自然人的意思。而且，在认定单位意思时，不能仅只考虑单位领导的自然人意思，还必须参考单位自身的特征如结构、政策、措施、习惯等。

简介：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法官面对个案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并根据案件事实衡平个别正义.法官之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适用就是法律解释,没有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法律适用.依照法治原则,发现法律首先应从法律正式法源中去寻找,只有当正式法源中没有明确标准或虽有标准但该标准与个案正义严重背离时,才在非正式法源中寻找可以接受的答案.

简介：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简介：我国刑法学界对没收财产刑的实质内容长期缺乏清晰认识,这源于对其所剥夺的"财产"未能有深入认识。在法律上,财产的本质是财产性权利,财产是物的上位概念。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刑,实质是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权的剥夺,而非仅仅是对特定之物的剥夺。只有深入了解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没收财产刑超出了刑罚的正当化根基范围,因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摈弃。

简介：我国现行刑法中直接涉及徇私的罪名有20个之多，都属于与职务有关的渎职型犯罪，因而徇私的含义也应该从这点考虑。从词源上看，徇私在刑法中的意义即为谋私，其追求私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只是谋私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私利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各种非财产性不正当利益。徇私既包括徇私利，也包括徇私情。同时还包含徇单位之私之意。

简介：刑法分则条文以及司法解释中出现多处“明知”，此处“明知”的含义有别于总则中故意犯罪规范中的“明知”。学界对“明知”、“确知”、“实知”与“应知”的含义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且难以辨析，致使在司法实务中认定“明知”的标准不一，认定方法各异。文章从规范分析入手，结合语义分析方法，阐释“明知”的认定，首先应当以证据证明、发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主；其次完善刑事法规范，对“明知”认识程度进行分级，体系化“明知”认识内容，从而解决变更待证事实这一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限制刑事推定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