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20年来，德国联邦公证人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发产品和服务，为公证行业提供电子化支持。德国联邦公证人协会不仅为公证人提供电子化服务支持他们的日常工作，而且还通过引入和使用公共登记系统证明了自己作为德国政府信赖的合作伙伴的能力。

简介：如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国的“去中心化”城镇群协同化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全篇,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做出重大部署,要求党员干部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应对新时代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

简介：涉案财物处置作为司法财产权保障关键要点，面临“重人身轻财产”的理念定势和“对物之诉”的制度阙如等阻滞．对其诉讼化改造是实现程序正义、实体公正、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涉案财物处置可被分为嵌入式定性程序和确权裁判程序两个步骤．嵌入式定性程序解决涉案财物实体法性质认定问题并依附于定罪量刑裁判：确权裁判程序因特殊的审理内容和证明规则具有相对独立性，案外人参与的确权裁判呈现“正三棱锥形”特殊诉讼构造．

简介：有一次,在出租车上与司机师傅闲聊读书话题。他颇有感慨地说:“书上说的和现实不太一样。越是读书,有时越是感到内心很撕裂。”笔者回应道:“读书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点毋庸置疑。但现实中没有多少阳春白雪,需要人去摸爬滚打。”这段对话中包含着一个道理: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简介：留置措施法治化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应有内容。监察法规定的留置,其本质为“双规”“双指”内容之整合,并以法律规定的明确形式进行固定,使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监察办案措施步入法治轨道,其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政治价值以及人权价值。与刑事强制性措施相比,留置措施兼具“办案保全”与“办案手段”的双重属性。基于留置剥夺公民自由之性质,相关制度必须对其实施予以严格规制。然而,由于现行法过于强调留置办案手段的属性,使得相关规定的规制力度不足。在未来制度的发展中,留置措施应遵循相应法治精神,着力在适用条件、决定程序以及执行与配套制度方面予以完善。

简介：一、案情简介与法律争点（一）案情简介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被告人李某某创建零距网商联盟网站，其前身为迅爆军团，利用YY语音聊天工具建立刷单炒信平台，吸纳淘宝卖家注册账户成为会员，并收取300元至500元不等的保证金和40元至50元的平台管理维护费及体验费。

简介：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犯罪持续高发,有效遏制其高发势头刻不容缓。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特点决定其侦查与防范难度较大,认真探索其犯罪特点、产生原因及侦查防范势在必行。文章以大数据为背景,通过对涉案犯罪情报信息研判,分析和研究情报信息研判在互联网金融犯罪侦查中的应用难点研究解决对策,提出了情报信息研判为视角建立的防控对策。

简介：今年来四川省珙县民政局创新思维、改革手段、拓展渠道，四个强化扎实推进信息宣传报道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共建立了16人的民政信息宣传小组。二是强化任务分解。将信息宣传工作作为年终工作目标考核的一项内容，并将民政信息宣传任务分解到各个股室和局属事业单位，定期召开民政信息宣传分析会。

简介：针对2017年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犯罪案件呈大幅上升态势的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检察院分析原因后认为,此类案件呈现数量大幅度上升、犯罪主体类型特征明显、犯罪类型单一、手段多样化、案件逮捕率偏低、刑罚处罚较轻、多数嫌疑人被判处罚金刑等特点,亟须在立法、司法、法治宣传等方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该院认为,遏制身份证件犯罪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当前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此类案件的一些嫌疑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对自己和他人人身安全的不负责任,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同时也存在可能不会被查获的侥幸心理。犯罪成本低,手段便捷隐秘性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能够利用网络平台快速实现犯罪目的,且手段隐秘性强。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件犯罪的方式更加多样,且犯罪成本较低。这些犯罪手段在现实中往往不易被察觉,给打击犯罪行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实际认定困难。《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法条中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界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情节困难。

简介：“公民个人信息”概念出现在刑法中始于《刑法修正案(七)》,之后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构成了现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框架。从条文本身和司法实践考察,我国目前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立法层面构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明确相关标准,从而遏制日益增长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简介：个人信用信息是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它具有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信用信息的双重属性。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中需要对个人信用信息作出合理的让渡和克减,这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水平扩大信用交易范围、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重建社会信用秩序的必然要求。个人信用信息权利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面临着保密与公开、自主与受控、真实与扭曲之间的内在冲突。对此应构建相应的协调机制,主要包括明确界定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和公开的范围,合理设定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以及建立信用信息责任机制几个方面。

简介：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相关的管理和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仍然是滞后的,网络安全法治还存在诸多天窗。网络信息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信息权和隐私权等权利,对网络安全带来了一定威胁,因此需要加强对数据的保护和对相关犯罪行为的规范,构建以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为导向的刑法保护体系。本文分为三部分,旨在从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探析当下公民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范式,以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

简介：旅游扶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扶贫体系。当前,随着精准扶贫深入推进,旅游扶贫具体化为“旅游精准扶贫”。其主要特征是旅游与扶贫高度融合、贫困人口充分参与旅游开发并切实受益、贫困人口有尊严地实现可持续增收。各地在旅游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探索出了许多经验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深入推进旅游扶贫精准化,应结合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脱贫攻坚要求,对贫困人口的资源、意愿和能力进行精准识别,构建分层帮扶体系、实现精准施策,对帮扶主体、项目实施过程及区域贫困人口实施精准管理,建立科学考核指标体系、以专业化队伍对旅游扶贫进行动态化精准考核,以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可持续。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的核心，能够约束司法行为的恣意性。尽管这项机制已经在我国现行规范层面得以确立，却仍有不尽周延的地方，还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排除规则呈现出了与域外经验不甚一致的部分特征，如口供优先排除、多元主体参与、局部性排除等。究其根源，中国的法治建构不仅排除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且只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对抗体制，尤其是采用了一元化的审判格局。这些现象足以反映出本土法治资源的特征，符合经验逻辑的基本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势必会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一方面，排除手段不会成为实现证明规范化的唯一机制，而需要诉诸其他有效的补充方案：另一方面，排除时机的把握也能促进程序有效性的实现。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

简介：“除了发展团员，组织学习，其他工作如何让青年看得见、摸得着？”天津武清团委书记张鹏对记者说，这是他刚被调到团组织工作后每天上班路上思考的问题。“我以前在其它职能部门工作，你一说人家就清楚，可到了共青团，我跟人家说我做青年工作的，总觉得似乎不那么实在，我就琢磨工作要在有形化、常态化上下功夫，让青年看得见、摸得着。

简介：＂清真概念泛化＂对宗教教义、宗教文化、信众生活、民族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法治都产生了冲击和破坏,是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渗透的突出表现,充当了三股势力搞乱新疆人心、破坏新疆稳定的急先锋。清真泛化是打着宗教神圣化,民族宗教化的旗帜,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需要从文化教育、宗教管理、世俗生活、干部队伍、法治建设等方面,建立起系统化的教育、防范、治理体系。

简介：在欧美,警察权的变迁经历了两次“脱警察化”,通过分权和分工,从国家行政、内务行政的同义词渐渐走向组织法意义,从警察概念分化出来的其他机构和人员不得再使用“警察”名称。第一次与分权有关,通过与军事权、财政权、司法权等的分离,警察权逐渐限定在内务行政领域。第二次与政府组织体系分化、职能进一步分工有关。通过不断明晰警察权目的,将政府的一些职能从警察权之中剥离出去,警察权也便与内务行政有了一定区分。我国自清末起步的现代警察制度,通过组织体系的重构,延续了衙役、保甲等传统职责,对警察权的认识直接取自欧美晚近的警察概念。也经历了分权与分工,通过“脱警察化”逐渐限缩警察概念与警察作用,但不彻底。建国之后形成的“多元分散”的警察体制存在着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简介：长期以来,外国渔船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一直是困扰印尼的重大问题。2014年上台的佐科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加以应对,且在非法捕鱼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作,将其从一般的公共议题升级为紧急性的安全议题。佐科总统、军队及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等部门构成＂言语—行为＂集团,通过言辞表达构建出＂存在性威胁＂,即非法捕鱼在传统安全领域威胁印尼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是一种跨国犯罪,并在与民众互动中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印尼政府安全化非法捕鱼问题的动力包括增强防御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渔民生存权,夯实执政根基等。而作为佐科政府的施政重点,妥当解决非法捕鱼问题,避免引起政治外交纠纷,则须进行相应的＂去安全化＂,通过外交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