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
简介:通过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来考察薪酬委员会特征(独立性、规模以及成员平均报酬)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特征确实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国有公司而言,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时,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对于民营公司而言,当总经理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报酬对于这两类公司总经理薪酬一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都没有影响。
简介:基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过高受到广泛质疑和央企高管薪酬受到管制的背景,研究行业垄断、薪酬管制对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垄断依然会显著提高公司高管的货币性薪酬,现行的薪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其效果也明显好于一般公司治理因素。公司绩效可以显著提高高管的货币性薪酬,这与以往国内的部分研究结果相反。监事会规模可以显著约束高管的货币性薪酬,但高管持股比例、独董比例却没有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因此,应当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完善薪酬管制,加强信息披露;改革高管薪酬制度,实施股权激励;改进公司治理,明确职责和权限,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
简介: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年报中非财务性的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及高管持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报中的风险提示信息随内部控制缺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高管持股的加入增强了内部控制对风险提示信息可靠性的管控程度,初步显示了高管持股的信息与制度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风险提示信息年度增量与内部控制缺陷增量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增量显著负相关,经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运行的好坏能够通过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中得到反映,良好的内部控制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高管持股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使其在财务报告方面的目标更好地被实现,上市公司不仅要关注内部控制对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产生的影响,而且要重视高管持股在内部控制信息风险管制方面发挥的功效。
简介:本文对2008-2011年使用衍生品的427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配对,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衍生品使用与公司风险、业绩及公司价值的关系,并引入高管背景特征考察其对衍生品使用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使用衍生品都能显著降低公司风险,国有企业效果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使用衍生品后显著提高了业绩,但显著降低了公司价值,国有企业使用衍生品对其业绩和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民营企业,管理者(尤其是财务总监)能力有助于提升衍生品的使用效果,而国有企业中这种效果不显著。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市场与制度环境全面考察企业衍生品的使用效果,并且尝试从管理者能力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丰富了衍生品使用效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与西方发达市场不同的经验证据。
简介:本文以受到网络媒体广为关注的由小偷引出、公安部门试图封锁、经网络爆料的白培中腐败案为契机,首次研究了高管腐败的传染效应、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本研究发现,首先,白培中腐败案不仅使事件公司的股价下跌,而且由于信息传递作用,也对同行业公司产生了传染效应。其次,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对传染效应具有杠杆作用,加重了政府控制公司的传染效应。然而,公司如果由国际四大审计则对传染效应具有一定的抵减作用。再次,白培中的撤职对事件公司股价的下跌和传染效应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最后,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等是市场传染效应的信息传导机制,潜在的腐败信号会加重公司的传染效应。此外,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传染效应不受同行业公司的盈余质量、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
简介:本文通过对可能存在代理问题的绩差公司在高管变更前后的业绩变化及影响业绩变化的因素进行研究,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治理效率对高管变更前后业绩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控制均值回复现象后,绩差公司的业绩在变更高管后得到改善,从而拒绝了替罪羊假说;(2)绩差公司业绩的提高,并非完全由于经营效率改善所致,业绩的提高部分来源于控股股东的支持,特别是控股股东的管理层兼任上市公司的高管时;(3)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缺乏效率,即使频繁召开会议,也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业绩的进一步下滑;(4)董事会的独立性对于业绩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较强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高管变更后的公司业绩;(5)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增加并没有体现股权的激励效应,即没有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改善公司业绩。
简介:本文手工收集了2004至2010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与CEO的政治联系的数据,研究了政治联系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政治联系的独立董事显著提高了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一高壁垒行业收入的比重。(2)与政治联系的CEO相比,政治联系的独立董事对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无论从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均显著更高。(3)独立董事的政治联系的强度越高,对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越大。(4)独立董事拥有的中央与地方层级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5)就对民营上市公司涉入高壁垒行业而言,无论是政治联系的强度与政治联系的层级,政治联系的独立董事的影响均大于政治联系的CEO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拓宽了政治联系研究的范畴。
简介:利用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检验家族实际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的关系,并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强度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家族实际控制程度越高,基于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和增加,家族企业会更加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高管实行高强度的薪酬激励(包括年薪激励和股权激励)会导致高管减少对非财务目标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关注,即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倾向会减弱。因此,家族企业不应对高管人员提供过高的薪酬激励,同时应该在绩效评价中增加情感目标等非财务目标的评价机制,鼓励高管人员在追求财务目标的同时追求情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