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一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简介:以59家科技型创业企业368名知识员工为被试,从新型员工—组织关系模式下个体认知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以及知识员工之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的中介作用。PLS-SEM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真实创新预览对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中,基于角色内胜任力提高、基于角色外能力提升2个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基于个人生涯发展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也不起中介作用。
简介:德行教育预设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加以贯彻实行。知而不行的事实。使得道德自律的可能性遭到质疑。以价值灌输或行为规训做为保证知行一致的教育手段.这种德行教育的迷思普遍存在。首先批判来自知行双轨论的教育学迷思,并透过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知行同轨论,说明知行不一致的现象其实只代表:道德判断是道德行动之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借助布莱西(AugustoBlasi)与蒂尔曼·哈贝马斯(T.Habermas)对于道德行动之充分条件的探究,最后将指出,以自我本真与群体团结做为基础的责任判断.才是德行教育真正的基础。
简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进行教学设计,以探索出有效、生动、易于学生接受的可行性路径,我们称之为"三三三"制,即教学设计理念,突出"三个点":充分展示课堂的"亮点"、密切关注社会的"热点"、深度关怀学生的"疑点";教学内容设计,体现"三个结合":专题讲授与知识系统梳理相结合、理论讲解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余指导相结合;教学过程设计,弘扬"三气":教师讲课有底气、教学内容接地气、课堂教学讲正气。通过"三三三"制的几轮教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原理课程"的亲和力、吸引力和针对性,卓有成效地提升了教学实效。
简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全球共存不可能于短期内得以解决的现实状况下,科学把握“两制”关系尤为重要。邓小平“两制”关系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历史替代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保持自信。坚信“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即使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建设遭遇空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也要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其次是借鉴利用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保持自觉。社会主义中国要振兴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直面改革开放的挑战,将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以求得自身的发展进步。再次是矛盾斗争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保持自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中国可以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但绝不能搞全盘吸收的自由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两制”关系思想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科学把握“两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简介: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