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张静如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是贯串在中共历史上的一根醒目红线,反过来也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基本能体验到中共历史的大致脉络。'[1]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与时代共进互动、思想理论不断创新

简介：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实践客体的地域性、实践中介的有限性以及实践主体的局限性,往往造成具体"实践活动"的主体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而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必须对具体"实践活动"进行历史考察,把具体"实践活动"当作历史"实践活动"现实的经验形态,从而达到具体"实践活动"和历史"实践活动"的合二为一。只有在历史"实践活动"成为现实之后,对历史"实践活动"的真理性认识才成为可能。作为当然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警惕把具体"实践活动"当作检验真理标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主动地在真理的诞生地——历史"实践活动"——探寻真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始终处于理论的制高点。

简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崛起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同时也对中国崛起中遭遇的矛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面对中国继续崛起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结构性矛盾,新自由主义开出了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药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引导。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含的一系列特点,使其成为分析中国崛起的良好理论框架。

简介：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普遍态势，是历史起点、制度设计、目标愿景三者的连续性统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遵循了这一普遍性，形成了“破解新难题、建构新秩序、开创新历史”这样一种执政脉络。第一步，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提出“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问题倒逼改革”的工作思路，形成“四个伟大构想”的发展共识。第二步，对新秩序的战略构想，涵盖了发展的新常态、秩序的新需求、现代化的新内涵三个层面。第三步，向世界展示了两个行动框架：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者，要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框架：后者，要在第三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打造一个新的历史辉煌。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上相似的传入渠道和相同的衍生背景,并且共同促成了＂中国＂意识的高扬。但在＂中国＂国情的解读视角上,却存在着儒学本位与现实本位的实质差异,并进而在＂知＂与＂行＂、政党与民族、化大众与大众化、旧秩序与新中国等一系列运作层面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歧。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立足革命实践,着眼民族大业,深植民众根基,在不断推进中国变革中找到了现实的发展路径。新时期,只有超越儒学化的纠葛,坚守现实实践的客观本位,才能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

简介：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个重要关系的精辟论述，站在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明确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阐释了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科学依据，提出了国际事务中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提出了我国应对国际局势与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基本途径，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