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走访调研公众参与现状得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保障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敢＂;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愿＂;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会＂;沟通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能＂;评价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知＂。因此,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教育、沟通和评价等机制,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

简介：我国国库制度于周朝时建立,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库。然而,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财政紊乱,各征收机关自收自支,虽然中央银行有经理国库的权力,但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于1938年颁布《公库法》,建立了行政、主计、审计、出纳四大部门的联综组织,利用内部牵制的原则使各部门相互制约,以达到财政监督的作用,成为民国财政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康有为是否伪造阔普通武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学界对此存在争论。通过两则新证据，亦即更早发表的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与该折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康有为的上书经验与该折在程序上“（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安排相符合，可证明该奏折是由梁启超、康有为起草。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法政思想从主张开设议院变成反对开设议院，进而提出设立仿照近代日本特别内阁模式的制度局。他仍然是从中国古典语义而非近代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宪法，戊戌变法并无君主立宪的动议。

简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度是宪法、立法法的重要制度,之前立法法仅对授权立法有明确规定。为解决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法律障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法律进行修改。此次授权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的一大改革亮点。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设立了新的权力机关授权类型——授权修法。对授权修法的内容、目的、程序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不应成为授权修法的内容;被授权主体的范围应明确为国务院等。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修改原“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加大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其进步性自不待言。然立法的不彻底，亦产生诸多弊端。就强制猥亵罪而言，“强制”表现为手段的强迫性和违背他人意志性，二者缺一不可；“猥亵”则包括一切侵犯他人性自决权的行为，而无论其目的为何。此外，“猥亵”和“侮辱”具有同一性，不论理论还是实务，均难以区分二者，对此应在修法时删除“侮辱”，改“强制猥亵、侮辱罪”为“强制猥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