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核心使命,而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危机本质上也正是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体现在当下文学中,便是现代性叙事的崩溃。现代性叙事形成于五四时期,文化启蒙与批判是它的内在精神,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则是承担主体(因而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正可视为是现代性文化的载体)。但是,这一叙事及其意义体系被后来的革命——政治文化所转换,直至“文革”后才逐渐恢复。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一帆风顺。首先,现代性意义叙事在复苏发展过程中,过于迷恋自己的社会即时性意义效果(现实主义小说)和形式意义(先锋小说),而逐渐偏离了现代性建构这一世纪目标;其次,商品经济的兴起引起社会文化的转型,导致现代性价值的“落空”和现代性意义叙事的失效;第三,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对现代性意义及其叙事是一个致命打击,它俨然从学理上解构了现代性存在的合法性,宣告启蒙与批判的不可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朔的流行和“新写实”的兴起,便是现代性叙事危机的体现,知识分子文化变得黯然无光。然而,只要稍作认真思考,便不难发现,所谓“现代性伟大叙事的终结”,只不过是中国式后现代理论所设的一个逻辑陷阱。实事求是的考察将向我们揭示出,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史?
简介:一向喜欢读徐学的文字,包括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这是因为读他的文字从来没有枯燥与艰涩之感,字里行间透着鲜活和灵动之气,脱俗于眼下不艰深不枯涩似乎就不学术的庸俗风气。即便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评论,正人君子般的学术论著,在徐学笔下也能深入浅出、兴味无穷。无论是他早期的《隔海说文》、前几年的《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还是新近出版的这本《悦读台北女》,可以说都是我所见到的最具美感、最具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学术文字。能将文学性与学术性结合得如此完美,如此相得益彰,徐学当仁不让地可以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一路读着他的文字,也许会产生短暂的疑惑:“这也是学术么?”“学术文章也可以这样写么?”然而,答案却是肯定的。因为,在徐学的笔下,诸种学术的要素一样都不缺少,学术的严肃态度、学术的理性精神、学术所需要的思考深度和独到见地各各兼具,在通常意义的学术之外,更添了一分情趣、感性和愉悦。
简介:徐中舒先生(1898—1991),是与郭沫若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后相继任职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京大学等;抗日战争以后,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并在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特聘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先后兼任西南博物院院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创建中国先秦史学会并担任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顾问等职务;曾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徐中舒先生先后出版有《耒耜考》《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金文嘏辞释例》等重要著述;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成为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座里程碑;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2018年10月是徐中舒先生诞辰120周年。本刊推出此特辑,以纪念徐中舒先生的学术功绩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