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1世纪被誉为海洋的世纪,＂蓝色国土＂的规划与管理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地区）重视。2015年,台湾地区海洋治理领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海岸管理法＂与＂海洋四法＂相继通过,从实体法律与行政机构两方面优化海洋治理结构,增强海洋治理成效。从法案文本、制定过程、后续进展等角度,对上述进展逐一介绍,以期为大陆海洋治理改革提供借鉴。

简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改变,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公共突发事件不断等问题。而一些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因为违法行政、应对不当,极大地影响矛盾纠纷的妥善化解和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甚至形成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因此,畅通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渠道,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公务员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当前基层政府突破治理困境的有效举措。

简介：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技艺，政策试验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环节与常态工具。当前研究聚焦探讨了政策试验概念内涵的界定、政策试验类型的划分、政策试验总体特征的总结和政策试验过程的勾勒，但对中国政策试验的理由性、证成性思考和缺陷困境的察识相对缺乏，及时找回理由与困境这两个中国政策试验研究中缺失的视角有助于树立对政策试验的坚定认可，也有利于拔升政策试验的质量与水准，从而助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简介：在超大规模国家中,相比于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可以从权威与能力的界分出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中的“纵向治理结构”进行反思,提出“宏观统治”和“微观自治”这一组关系,强调在“宏观集权”的同时,落实“微观分权”,其核心是通过地方治理的“在地化”保障地方民主管理;通过“辅助性原则”保障中央的统治权,从而构造更为合理的纵向治理结构。

简介：城市日益成为复杂的巨型系统，同时也越来越脆弱。韧性理论为之提供了新的思路。韧性概念有“能力恢复说”、“扰动说”、“系统说”和“提升能力说”四种典型定义，这一概念不关注城市系统是否恢复灾前状态，它强调的是“重组”能力．包括吸收外界扰动、学习和再组织、快速恢复正常和软硬件应对能力。确定韧性城市指标需要遵循符合韧性意涵、能比较、代表性和可行性四项原则，这一评估指标包含气候灾害韧性、经济韧性、社区韧性、组织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等层面．国际韧性城市实践主要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二者混合推进类型。尽管韧性评估指标存在获取实证数据困难、稳定不变假设和无形韧性难以量化等局限，但毋庸置疑，它为推动城市风险治理提供了新政策和重要的行动指南。

简介：习近平关于参与全球治理的思想是治国理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各种重要国际场合是不可或缺的一员，积极阐发我国的立场观点和诉求，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

简介：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国家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总体乏力、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这些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体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民主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为缓解治理危机,西方主要国家从深化宏观经济调控、推动民主政治改革、规范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及其应对也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启示。

简介：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僵化以及制度权威的流失。特别是制度权威的流失，导致苏共党内个人崇拜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治理日益僵化和腐化，最终导致政治体系崩溃。透视前苏联社会政治生态的生长与演进，梳理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原因与背景，对于我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制度治理的自觉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简介：中国是互联网大国，却远非互联网强国。为加强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已是势在必行。本文将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垄断模式下的互联网接入，联合国治理模式下的积极参与，国家中心模式下的主动作为。中国虽然在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有必要从观念、技术、国际关系等层面进一步探索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

简介：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迫切的需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公平正义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其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意义是尤为重要的。本篇文章主要是从准确把握公平正义的内涵、公平正义的功能以及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并着重从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的文明化、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四个方面对公平正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展开讨论。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简介：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公民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社会资源。在城市政府层面，公民参与是实现城市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部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案例具有共同特点：公民参与有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有政府的引导作用、参与环节和链条比较完整、运用现代化手段促进参与等。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和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这些实践的共性特征对于推进中国城市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简介：作为社会治理落脚点的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愈发引人注目,它成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创新载体。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相关法律法规、自身建设、监督管理等不断完善,激发了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为构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动力支持。但社区社会组织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坦途,资源匮乏和人才困境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政社职能混淆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等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因此,助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多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破解治理困境,全面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简介：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以其私密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改变了网络舆情传播格局,也给舆情引导与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对于微信平台舆情治理,在把握舆情传播特点的基础上,既要通过强化网络立法、严格网络执法、推进全民守法实现网络社会治安防控,防止'微信'成为'危信'。更要主动适应舆情场域的变迁与特点,推动微信成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用小'微信'作出政府的大'威信',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简介：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简介：法治体系的完善程度、依法治国的能力水平和进展快慢等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正比.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在治理上具有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的法治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法治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介：一、研究导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入发展要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而城市尤其是基层治理的稳定和发展不仅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处理社会矛盾、整合公共资源的重要平台。

简介：作为权利救济产品的补充供给系统，涉法涉诉信访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但缘于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前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处于诸般困境之中。法治化是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必然选择，解困之路分为顶层设计、具体措施两个层次。具体而言可加快推进《信访法》立法，以《信访法》为指向，坚持诉、访分离和信访依法终结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出发点。其中，诉、访分离是构成依法终结的观念基础，而依法终结则是诉、访分离的行动策略。

简介：社会治理解决的不仅是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问题,关键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转型要求政府与社会由高度的同和关系,转向合作、和谐与共治的关系;社会治理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系统性和协同性,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中社会与政府关系的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需要构建政府与社会和谐的共治机制。

简介：公私协力是当前环境治理转型的基础和主导范式。其中,环境私主体治理是与行政公权治理相对称的另一种环境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私主体治理实践包括自主治理模式、排污者自我规制模式和通过契约的治理模式三类,它们对我国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化具有借镜意义。面对环境治理转型的实际需要,我国应当通过＂以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为中心的形式合法性建构＂、＂以问题导向机制为指引的实体制度建构＂和＂以程序机制为重点的过程建构＂为路径,构筑相应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