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举贤”是孔子人才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举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周礼中原有的,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以后产生的新事物。齐桓公实行“三选法”可以看作是“举贤”制度的开端。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立场,接受了“举贤”的思想,因此主张“学而优则仕”,以“学而优”作为从政的条件,是对贵族世袭的挑战,尽管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没有根本否定世袭制。“举贤”的实质是要求从平民特别是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所以孔子极力主张把教育对象向平民推广,提倡“有教无类”。王官六艺之学与平民结合,发展而为诸子百家。战国人才辈出,与“有教无类”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能独立思考的人才品质。他提出了十二字的人才教育纲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且智”是高标准。“学”与“思”结合是孔子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孔子讲的理想和道德,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简介:廖名春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简《周易》研究”成果。全书约38.5万字,362页,为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周易》经传与蝗学史研究27篇论文的合集,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如今的人(当然尤其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将教会和大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很难将二者联系到一起来考虑。然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在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在1520年之前建立,现在仍然使用同样的名称、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中有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团体。[1]不仅如此,透过综合了解两者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总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有着一种莫名的契合之处。本文着力于概括介绍教会与大学两者的发展历史,并从其中找出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之处,借以说明教会历史与大学成长史之比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