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欧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中欧各自内部的新变化、新挑战,定期发布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和指导各时期的对华关系发展。这种相对程式化的倾向在2006年之前非常明显。此后因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困扰,其关注重点被迫集中于欧盟内部事务及周边问题。直至2016年6月,时隔10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统规划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政策框架及未来行动方向。本文根据此新政策文件,重点阐析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原则及政策框架的核心内涵,并结合当前中欧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思考和总结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特点和新倾向。
简介:2005年12月14—15日,旨在构筑本章的研究对象—东亚共同体的“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EAS::EastAsianSummit)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了。众所周知,在这一历史性首脑会议召开之际,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前哨战——外交战。问题在于如何整理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及其预定在其之前召开的第九届“东盟+3(日中韩)”首脑会议(12月12—13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认为应以“东盟+3”(13国)加上3个东亚区域外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16国的“东亚首脑会议”为基础来构筑东亚共同体,而中国则考虑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立东亚共同体,两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框架(成员)产生了意见对立。其背景有:
简介:当前,学界对打造印尼成为“海上战略支点”的研究视角还不全面,只局限于单位和区域层面而缺乏对国际结构大背景的分析。本文则致力于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综合探究印尼的外交战略演进。文章研究认为,冷战期间,印尼外交战略演进过程也是印尼外交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两极结构既给予又限制了印尼外交活动的空间。因而,印尼获取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主要源于向西方秩序靠拢而非自身的积极努力。冷战后,两极结构解体解放了区域层次,多极格局远未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印尼才有机会积极利用东盟多边舞台争夺地区主导权。近期,印尼在南海政策的变化也应置于该历史背景中,它更多地反映印尼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不确定性而绝非单纯地抗衡中国。总之,中国应客观理解印尼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准确认识结构作用下印尼的外交方式和目标。
简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
简介: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