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已逾十年，在确定宣告刑的量刑方法上，经历了从“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向“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转变的过程，本文在介绍这一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分析“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量刑方法存在的弊端来论证“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量刑方法的合理性，认为后者是在尊重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量刑活动的归纳、总结，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对该原则的细化进行了论述。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与理念的丰富，要求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权力”转向“责任”，政府管理的职能由“管制”转向“服务”。相应地，也应以“服务行政”为目标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构建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行政立法可以从对公民权利的确认、政府职责的规制与公共服务的优化这三个方面实现对“政府角色”的规范，并从四方面进行具体设置：其一，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领域立法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法律意识；其二，树立以保障民生为内核的执法体系，强化依法行政法律意识；其三，落实公共法律服务救济体系，拓宽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其四，政府与民间合力助推，形成一套综合评价体系。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思想的根基。活法来源于社会本身，它是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国家法只是整体的法的一部分，它无法涵盖所有的法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制定法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事实本身，提倡法官的“自由发现运动”，注重司法解释、法官的司法经验及社会惯例，并赋予其基于社会发现与法律事实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法与活法实现良性互动，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及司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简介：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旨在解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以何时之事实及法律状态针对诉的理由具备性加以判断的问题。作为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最主要的学理分歧,处分时说与判决时说因侧重点不同,并不存在绝对的孰是孰非,也无法简单地以＂原则/例外＂的模式来应对所有案件。法院对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的确定,应以综合权衡个案中的各项考量因素为基础。在综合权衡的过程中,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遵循＂层递式＂的确定规则：首先,根据首要考量因素——现行法的规定及其推论来确定;其次,现行法未规定且无法作出合理推论的,斟酌个案中的其余考量因素来确定;最后,依个案中不同考量因素将推出不同裁判基准时的,以修正的判决时说来确定。

简介：指令再审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指令再审的情形。现行指令再审案件的审理存在程序启动随意、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当、审判效率低下、司法资源过度耗费等诸多问题,而且当前学界对指令再审问题缺乏普遍的关注。通过对民事指令再审的实证分析,今后有必要从提升原审裁判质量、建立指令再审前的沟通机制与审后反馈机制、发挥指令再审实质功能等方面对现行指令再审制度进行改革。

简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当宪法条文在具体化为法律后，如果出现了空白或有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选择制定新法律、修改旧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宪法等多种途径弥补，其中宪法解释的空间相对较小。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宪法解释大致有修宪前作为铺垫的宪法解释、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时作出的宪法解释以及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宪法解释。

简介：学界对两高的网络寻衅滋事罪《解释》妥当性之争,实质上是解释方法选择之争,肯定说与否定说均难以令人信服。三段论的解析发现,《解释》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是基于法律用语歧义而进行的较为隐蔽的法律拟制。超越解释方法之争,惟有对《解释》加以正义观念上的思辨,才能澄清法律用语歧义的正确处理方式。正义观念可以用法律融贯性与比例原则加以检视。适当的歧义,允许被相同处理;不适当的歧义,应被区别对待。《解释》中的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应遵循上述正义观念,分别加以处理。

简介：在疫苗接种损害救济方面，我国目前并存着民事责任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无过错补偿计划两个体系。从构成要件层面来看，该双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过错、因果关系等核心概念在两个体系下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导致救济漏洞的存在。从实践运行角度来看，民事责任体系对于行政管理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倚仗，而无过错补偿计划未充分考虑到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导致其救济功能发挥不充分，同时两个体系均面临着疫苗接种损害中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的困境。实证研究表明，无过错补偿计划对于民事责任的替代作用有限。为实现疫苗损害救济双重体系的良性互动，充分救济因公共卫生事业接种疫苗的受害者，应依“追偿机制”构建无过错补偿计划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技术，并重构补偿经费的来源。就民事责任体系而言，应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具体个案中的疫苗产品缺陷和接种过失作出具体认定，在充分尊重管制规范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形塑良好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秩序。

简介：从法律比较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存在着工厂协议模式、劳动者有限参与模式、用人单位单独制定模式。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效力控制模式，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规章效力根源说明模式。上述不同模式的存在首先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劳资共决观念、工厂协议制度、工会体制以及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劳动法律发展过程中，集体自治色彩得到提升，但依然不足以保证用人单位规章的合理性，有必要引入公权力的合理性审查干预。其审查应从有关客体是否属于劳动规章的调整对象，劳动规章的内容是否妥当两个角度展开。目前我国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实际采纳了规范理论模式，但其应逐渐向通过工厂协议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模式发展。

简介：行为人以不作为参与他人的法益侵害行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若能成立共同犯罪，是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还是不作为的帮助犯，均存在争议。相对而言，重要作用理论和因果过程支配理论具有妥当性。关于行为人以不作为参与他人的作为犯的性质，主要涉及在什么范围内承认犯罪阻止义务，以及在负有犯罪阻止义务者能够履行义务而不履行时，是成立共同正犯、同时正犯还是帮助犯。应当认为，在不作为者与作为者存在共谋的场合，可以成立共同正犯；不存在共谋的，如果否认义务犯理论，应当根据是否存在事实支配关系或者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的作用力的大小，分别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和帮助犯。在行为人以不作为参与他人的不作为犯的场合，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或者同时正犯。

简介：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主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行了排斥普通移民、优惠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政策。一些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和投资移民制度。这些现象标志着国际向内移民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它国技术和投资移民经验,以吸纳高端移民为重点,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和标准,细化、完善本国的向内移民法律机制。

简介：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它只是一条针对办案人员的禁止性规定，与国际上的反对自我归罪权差距很大。考察反对自我归罪权在英美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人们从法理上明晰为何应将反对自我归罪作为权利对待，尤其是它的宪法化，会为政府追诉犯罪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人权保障界限。由其引申出的沉默权，亦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模式转变为“证明指控”模式，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中立听审，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简介：大数据技术中蕴藏着巨大价值,将引起思维范式和产业运作方式等多方面变革。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司法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保护及证据规则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探索,以在法律制度和规则尚不明晰和系统的变革时期,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新的秩序的建立贡献司法智慧和司法经验。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在提升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正、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促进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等方面可对司法起到辅助支撑作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司法对法学教育提出了进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

简介：当事人结构对诉讼激励的法律构造有着决定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在民事诉讼中,表层结构以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其基本特征,决定着诉讼收益的有无;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当事人在功能上的＂三位一体＂,决定着诉讼收益的归属。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激励机制内嵌于诉讼制度本身,激励着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结构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表层结构上从对抗走向协作,而且表现在深层结构上＂三位一体＂的破裂,从而形成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以及原告律师三者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困境由此产生。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原告律师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对象,而＂败诉方负担规则＂因同时具备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而成为激励律师的最佳举措。

简介：在涉外无单放货案件审理中，承运人往往以卸货港所在国存在特殊法律规定为由进行抗辩，认为自己依该特殊法律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即已完成交付义务，不应再承担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往往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存在界限模糊之处，直接影响到对“卸货港所在地法律”查明责任的归属。实质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属于根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而“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属于承运人根据中国法中《无单放货规定》第7条加以主张的免责事由，二者法律意义并不等同。对于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应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另外，承运人依据《无单放货》第7奈规定主张免责，应同时证明两个事项：卸货港所在地存在特殊法律规定，根据该规定，承运人必须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3局；承运的货物已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