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般来说,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过去学者们经常谈到直接投资带动了与投资内容有关的成套设备和原材料的出口。现在专家们又注意到海外子公司逆进口对增加贸易的作用。同时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直接投资对当地市场份额的占有,等同于出口的延长,是不表现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市场占有率的途径。然而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这毕竟是国际投资的结果而不是国际贸易本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替代作用。我们所说的替代意义在于:在市场容量限定的条件下,由国外进入的商品和要素二者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具有替代作用。本部分从实证的角度具体说明日商对华投资在中日贸易上引起的两重效果。
简介: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生产要素聚类分析将样本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种行业,并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和3SLS估计方法研究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特征对二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绩效存在周期效应,公司增加前期创新投入会提升当期企业绩效,当期绩效的提升促使管理层放缓创新步伐,造成未来一期绩效下降,进而再次增加创新投入。与此相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只在当期显著提高绩效,而绩效的提升也会促进未来创新投入的强度。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同样依赖于公司前期良好的收益,而创新投入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绩效却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高管激励机制中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尤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效果明显;而股权激励在全样本和分行业研究中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本文提出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上市公司权衡研发支出与公司目标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以武汉、深圳、南京三地的企业新生代员工为样本,采用结构化问卷,围绕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和下属职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后,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对下属的职业成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比较交换关系的质量越高,下属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同时,为了回报领导的信任,下属往往会持续加大工作投入,因而更易获得职业成功,工作投入在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和下属职业成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鉴于新生代员工的个人主义倾向更为明显,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有所抵消,因此,集体主义倾向的中介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简介:领导与秘书作为工作上相对固定的组合搭配,在决策运筹程序中一向以隐性的复杂个体本位充分发挥着显性的组合效应。解析影响此复杂个体的内因即探求其互动关系,对于实现两者摩合协调的最佳值,充分发挥组合效应,优化工作流程是极为重要的。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领导与秘书关系的界定不少,主要有:人格地位上的平等关系,实现目标中的同事关系,工作职能上的上下级主辅关系,工作过程中的主从关系,工作沟通上的双向交流关系,工作绩效上的一体关系,等等。至于师友关系则很少听闻。在实际工作中,领导为秘书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秘书为领导师则难以被人理解。领导以秘书为友,要么觉得自损名头,要么有结党之虞;秘书以领导为友,要么有媚上之污,要么有利用之嫌。所以,“互为师友”说一直以来都只是桌面上的清议话题。本文旨在探求新形势下领导与秘书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
简介:以2008~2012年中国A股市场100家高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了知识基础的知识广度与知识深度两个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同时还探讨了企业技术关联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知识广度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知识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知识深度的提高,技术创新绩效表现出先高后低的变化态势;3技术关联在知识广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技术关联程度的提高,知识广度对基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弱;4技术关联在知识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技术关联程度的提高,知识深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都会增强。
简介: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3年数据,考察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激励效应,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是否存在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尤其是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扩大具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并且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加强,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更为显著。但在国有上市公司,这种激励效应反而有弱化趋势。为此,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发挥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核心,但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扩大应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及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协调。
简介: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越来越受人们关注。中美台三边关系[1]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台湾问题的前景和东北亚甚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中美关系居主导地位,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的制约。但是另一方面,冷战后,台湾政治的发展正在对中美台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此外,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呈现出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特征:一方面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甚至停滞倒退;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关系又日益密切。在后冷战时代,影响中美台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进程、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