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问卷抽样分析发现,受访的党员干部对＂道路自信＂这一提法的认知度适中,但对＂道路自信＂内涵的认知度偏低;＂知道＂道路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88%的人对坚定道路自信表示有信心;受访者年龄特征、党龄特征、职业身份、任职级别、在职情况等对道路自信认知度与信心指数的影响差异性均比较显著,而受访者文化教育程度特征对道路自信认知度的影响不大,党内任职情况对坚定道路自信信心指数的影响不大。问卷试测座谈和回访发现,不少党员干部在坚定道路自信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员干部还存在种种不够自信的认识或判断。坚定党员干部道路自信,应从理论阐释、理论宣传、具体实践等方面着手。

简介：法治指数评估的路径选择需要结合域外法治评估的实践经验进行完善和创新.WGI法治指数评估是建立在不同数据库的数据信息的“二次分析”基础上来测量一国的法治估计值,其内在逻辑区别于国内法治指数评估的路径选择.通过分析WGI法治指数评估路径的选择,发现其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乃至法治评估结果的公布和使用需要为我国法治指数评估提供了经验借鉴,主要表现为一是要充分考虑指数结果的“参照”功能而非“依照”功能;二是要语境化理解指数的生成和使用;三是做到评估主体的中立性与数据来源多样化;最后是要接受公众开放性审查和监督.未来我国法治指数评估实践将借鉴上述经验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简介：日前，中国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研究院发布了基于消费者满意度和品牌信赖指数调查成果的《“2013年度中国企业诚信指数”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对消费者最关注的15个大类的消费品市场和8个大类的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满意度和品牌信赖进行综合后，得到我国市场平均的诚信指数为：73．89％。

简介：20l5年7月以来，厦门市湖里区在社区书院建设中始终发扬特区发祥地先行先试的精神，勇于争当社区书院先行者、探索者，截至2017年2月底，全区53个社区已全部建好书院，在全市率先实现社区书院建设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做好提质拓展和为民服务工作，把社区书院打造成了文明创建的特色品牌，转化成了群众幸福指数新的增长点。

简介：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民幸福核算体系的基础。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10项指标，对广东省公众大样本量连续测量的结果表明，2010-2013年，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1．745，年度小幅递增，其中幸福感（均值）为70．34，满意度（均值）仅为53．14。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较大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满意度影响较小。基于环境资源容量及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公众欲望的无限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政策的价值演变，从GDP导向、满意度导向到幸福指数导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简介：本文选用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作为投入变量,借助DEA方法测算了北部湾经济区五城市1995—2008年间的Malmquist指数,探究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是否存在追赶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北部湾经济区城市Malmquist指数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及希尔指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存在着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后,三大系数值均呈现稳步缩小态势,表明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追赶现象。

简介：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发展情况，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针对北京市如何编制社会和谐指数这一问题，记者独家采访了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

简介：FischerBlack、MyronScholes和RobertMerton于1973年就建立了Black—Scholes模型，该模型为股票指数期权定价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假定了一份欧式沪深300指数期权合约，并对波动率、无风险利率等5个参数进行了估计，然后利用Black—Scholes模型对该股票指数期权进行了定价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股票指数期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股票指数期权在我国是适用的。

简介：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经历了从唯经济指数独尊的时代,到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指数的时代,再步入一个强调人文指数的时代.这些转折不仅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对发展实践一种反思结果的发展观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反映在有关发展理论和发展决策的学科角色上,则是表现为从经济学主导的时代过渡到综合性学科的时代,而且正进入一个人文学科大显身手的时代.

简介：＂你觉得影响你个人幸福的几大原因是什么？＂＂如果幸福的总分是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你希望公司从哪些方面改进员工福利？＂前不久,中建三局三公司的员工们都收到一份特殊的调查问卷——幸福调查问卷。从回收的近2000份问卷中,影响员工幸福指数的几大因素分别是：“收入增长、个人成长通道顺畅、本人及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团队氛围好、有展示才华的平台、能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带薪休假。”

简介：<正>在纸币(包括人民币)和黄金的关系上,我们固然不同意那种认为两者已完全割断联系的观点,但我们更不能同意刘光第教授的纸币只能是黄金的代表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因为这种观点无论在理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简介：基于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其研发投入产出情况，构建Fare—Primont指数模型，对深圳市2011-2016年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深圳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现“倒N”型走势，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恶化是导致总体创新效率曲折下降的主要原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水平最高，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最低。为此，提出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重点培育具有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企业以及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等政策建议。

简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有100多种学术系列期刊，是从国内公开出版的4000余种期刊和报纸上精选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并按学科门类进行分类、编辑、出版的二次文献专题期刊。在信息冗余时代，《复印报刊资料》客观上已经兼具资料与评价功能，成为评价人文社科期刊学术影响力和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水平的参考依据之一。

简介：2013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和书报资料中心联合发布201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当代世界》杂志在“政治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所涉期刊294种，转载量位列第5名，转载率位列第15名，综合指数位列第7名。较2011年转载量第6名、转载率第26名、综合指数第14名的位次，又有了大幅提高。日前，《当代世界》杂志接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名发来的贺信，祝贺《当代世界》杂志所获得的佳绩。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城市群是我国新时代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中的主体,法治则既能够公平维系城市之间的合作竞争,又能够系统规制城市群的法律治理,但唯有法治均衡一体才能实现和保证城市群的可持续性。然而,通过实证研究我国目前经济最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法治指数,却揭示了我国现在城市群广泛存在着明显的横向和纵向二维的＂法治差序＂,即城市群之间的法治整体差异和城市内的法治结构差异,所以,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城市群建设必须重视解决这一深层的法治差序问题。

简介：人类发展指数由于未涵盖制度和治理等政治因素而不能全面反映人类发展水平。通过对评估人类发展的方法论和哲学依据的认识，我们以政治文明为基础，提出了衡量中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三个指标。我们参照Aktinson不平等测量法。实现了政治因素和经济指数的结合。再将其嵌入人类发展指数中。得到了涵盖政治文明的新人类发展指数（PHDI）。在计算PHDI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重新设计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测量结果显示，由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省市的PHDI都要低于HDI，而两个指数间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非常高。

简介：文章运用非参数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海西经济区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海西经济区20个地市1996-2013年科技投入的技术进步效应明显。但海西经济区4省的科技投入、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作用不一样，因此，海西经济区各地市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外开放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促进海西经济区经济更好更快地持续增长。

简介：司法新常态下，“人民群众是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检验司法服务水平的新标杆，无疑，审判质量效率评估数据中的效果指数亦成为人民群众从内心对于司法服务水平的映射。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评价指数与“纸面”司法效果的现状时，却发现它与“现实版”司法效果之间的博弈与纠葛，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司法工作者们不断的革新与思考：如何让这些效果指数更加科学、合理，真实地实现“纸面版”与“现实版”指数的无缝对接，从而真正充分发挥这些指数的“正能量”，实现对人民法院工作司法应有的服务、研判和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