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贵阳山川众多、河流小溪纵横,是桥的故乡。这些桥都承载着贵阳城的人文历史或民俗及传说,是贵阳丰富的文化符号,它们跟灵山圣水一样有血肉、有灵魂。贵阳是"贵山舞阳"的简称。福地贵阳,贵山是父,南明河是母。在灵山圣泉的哺育下,这个盆地坝,圣泉为天下奇胜,黔灵山海螺亭小孔,是世界一宝,文昌阁天下一绝,206字的甲秀楼长联是中国楹联的里程碑,六洞桥水的流向奇特,创人间奇迹。贵阳是一朵向阳葵花。花心有民国初年3条河流:玉带河(贯城河)从茶店葫芦山流来,经沙河桥、喷水池,过府桥、狮子桥、六洞桥汇

简介：本文根据最新考古资料,分析了商代前期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过程、聚落分布、区域中心聚落以及文化特点。本文指出,商文化第一阶段（即二里岗下层时期）末期到达豫东地区的西部,第二阶段（即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前段）向东扩张达到顶峰,东北部至渤海南岸,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东岸,向南至连云港海岸、盐城一带;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多以及包含多个高等级聚落的豫东、鲁西南、鲁中南、鲁南及济南地区属于商王朝在东方地区重点经略的区域;除高等级聚落济南大辛庄商文化与当地文化共存外,其他地区为较典型的商文化系统。

简介：满洲由部落向国家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征服与被环境征服的角色转换,呈现出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民族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复杂与多面性。奠都盛京意味着满洲统治者经受了对征服地区在政治治理与文化环境适应上的巨大考验。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由渔猎而农耕的转变。努尔哈赤执政的文化倾向性着重于满蒙一体的民族认同上,并以此作为其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而皇太极的改变,则意味着进入辽沈后的满洲已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汉人包括朝鲜的儒家文化、蒙古的游牧文化等,形成了多元的混合型文化,而非仅仅保持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尽管这种转向带有一定的被迫性。因此,研究满洲奠都盛京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帮助我们找回满洲完成自身转变的历史记忆。研究的过程,考古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会提高历史的清晰度。＂内陆亚洲＂转向或者＂政治形态中非汉族因素＂的提出,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意义,却并不等于,＂新清史＂所强调的＂内陆亚洲因素＂足以成为左右清朝＂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的格局。

简介：近年来,民俗村寨旅游对改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乡风、乡貌,解决＂连片贫困＂问题、支撑当地新农村建设功不可没。但在村寨旅游发展中,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性和大量游客的到来,破坏了原有村落的景观景点、民风民俗和淳朴意识形态,致使少数民族村寨的特色文化面临着退化甚至是异化的威胁。因此,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典型旅游村寨为视觉点,探寻特色文化保护与村寨旅游和谐并存的路径和方法,希望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旅游业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简介：阿尼玛卿山的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在＂散挖-行商＂阶段,高海拔草原成为季节性人口争相涌入和采挖虫草的公共资源。虫草商人处于行商阶段,市场体系尚未成型;在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在公有制语境下有名无实,各级政府介入分肥,限制和禁止的高压行政管理未能减缓外来人口的压力。随着政府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虫草经济开始对生态移民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虫草商人也从行商中分离出来;在契约-电商的新阶段,草原承包制全面推行,牧民获得草原收益和管护的权利。市场体系建立后,契约交易发展迅速。虫草电商的崛起加剧了虫草资源的竞争和垄断。虫草给牧民带来生计机会和草原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草原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政策设计应着重维系人类、文化和自然的连续体以促进草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清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为实现中国海防自强，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船政集造船、教育为一体，以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为目标，其辉煌历史孕育了优秀的船政文化。一百多年来，船政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文史资料工作则是一个民族文化修养的具体体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中华民族历经屈辱而从危亡中奋起、振兴和再铸辉煌的伟大时期,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协名流荟萃,集中了自晚清以来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一大批风云人物,汇聚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等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士,具有任何其他组织难以相比

简介：前言方言中的詈骂文化，主要包含在詈骂语中。詈骂语，是指侮辱、责备、贬低他人的话语，又称脏话或骂人的话。詈骂语是用语言伤害他人的手段，詈骂者希望通过语言来侮辱、责备、贬低受詈者或达到自我发泄、平衡心理的目的。

简介：在自然崇拜范畴中包括对动物的崇拜。动物崇拜的最大要素就是被崇拜的动物应该与原始先民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应该是出于人类的某种慰藉心理或是功利目的。而功利目的或许是直接的，或许是间接的。在历史上，作为藏族所崇拜的猕猴就属于间接的。此外，猕猴崇拜还有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图腾崇拜问题。后来，猕猴崇拜还与藏传佛教形成了一定联系。

简介：2016年6月26日上午,＂寻访客都文化地标＂大型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客家博物馆分馆黄遵宪纪念馆举行,梅州日报社、梅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梅州市旅游局、梅州市住建局的相关领导及梅州日报小记者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了仪式。

简介：麦西来甫传承当中的社会记忆因素是很重要的,麦西来甫表演中能看出很多维吾尔文化的社会史的内容,包含三种社会记忆：个人记忆（这与传纪和个人经历有关）、认知记忆（这与关于世界的总体知识相关）以及很重要的习惯记忆。沃尔夫认为,在人的生活世界和语言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每个民族都会发展出一些语言上的工具用以解决被认为是必要的任务,一个民族的语言因此将会是有关他们的思想方法、宇宙和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知识来源。麦西来甫传承中的语言因素也很重要,如地方方言等。

简介：7月15日下午,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宣布,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9项世界文化遗产。这标志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的花山岩画申遗项目,实现了广西和壮族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填补了中国没有岩画类世界遗产的空白。

简介：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在其著作《广东新语》中写道：“天下所有食货，粤东几尽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这一观点虽然有点“自卖自夸”的嫌疑，却也不无道理。因为粤东“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饮食文化。

简介：虞舜是孟子非常推崇的一位上古圣王。孟子将虞舜塑造为一位躬行孝道的＂百世之师＂。《孟子》中的虞舜行孝的故事根源于《尚书》的《尧典》、《舜典》等篇章,但并非完全忠实于历史文献,而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演绎。在虞舜形象文学化的过程中,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伦理主张,并成功地塑造出舜和其弟象这两位经典的正反面角色。在进行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孟子借用历史经典事件和人物作为原型,使得故事内涵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并且在其中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简介：元宵过后，料峭春寒之中，有富阳山区之行。车行群山之间，蜿蜒起伏，乱峰扑面，我们行行停停，走了湖源、常安、环山诸乡的几个村。此行主要是想近距离观察乡村文化，不过来去匆匆，只能走马看花，所获难免肤浅。回来之后，那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却常常会在脑海中闪过，出现最多的，是那一座座宗祠，村民们引以为豪的乡贤，以及各村颇具特色的文化礼堂。于是以此为题，记下点滴见闻与零散观感。

简介：近代大连自建市起,就是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城市。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和移民性,带来了城市多元的文化特征,它极大地影响了大连城市的起步与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于其近现代化进程。外来建筑活动和建筑审美,反映了大连城市建设的移民城市性质,这些建筑文化鲜活地体现了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碰撞、吸纳和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科技进步的文化内涵。

简介：郑州商城形成阶段的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既有各种文化特征鲜明的器物,又有各种文化融合之后形成的新面貌,这一时期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尚未形成稳定的风格。过渡期之后,形成特征鲜明的典型二里岗文化,但多元文化的遗风犹存;典型二里岗期早段青铜器仍以二里头文化风格为主,典型二里岗期晚段青铜器才形成典型二里岗风格。此后的白家庄期器物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层度更高,总体上一元文化为主,仍有少量多元文化的遗风。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构成的总体演变趋势从多元逐渐走向一元,反映了中心都邑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

简介：山西是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主要地区之一,仅志书记载的就达50余处。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山西瓷窑的调查发掘工作陆续展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然而山西陶瓷文化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还比较薄弱,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也是山西陶瓷文化保护的主要不足之处。此外,保护中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简介：在现阶段，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走向完善。其中，各级博物馆在体系中彰显出越发重要的地位，而基层博物馆则是博物馆发展的前沿阵地，是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会对本地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简介：宋人称生活在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溪峒民族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这主要是为了区别交纳赋税的省地熟户。大致来说,宋朝政府将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划分为生、熟两大类,这种主观上以“差序格局”观念区分西南少数民族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或维持其在西南地区的主权。但生、熟蛮及蛮汉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几乎抹杀掉两者生存环境的差异,熟蛮异化与生蛮归化,致使生界在其变化过程中模糊不清。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宋代文献中的“生界”,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称谓,而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文化的族群边界,一个融通了价值判断的文化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