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光绪二十三年(1897),洋务运动早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当时的情势,诚如《国仇》篇所云:“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闽中新乐府》)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最紧迫的要求。因此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林纾虽以“嗟夫!畏庐子二十六年村学究耳”自嘲,但在日益高涨的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也重视时务经济之学。他不但与师友以词章古学相切砺,而且“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邱炜萱《挥麈拾遗》)。同时还常到马江船政局与友人谈时事。其《闽中新乐府》正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就平日读书、议论所得发为歌诗,以表示自己见解的新诗集。这部诗集不乏血泪篇章,最能代表林纾前期的进步思想;亦可窥见其前后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在《闽中新乐府》中,林纾“奋念国仇,忧闵败俗”(朱羲胃《贞文先生年谱》),具有深刻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贯穿着改革变通、移风易俗的思想线索,表现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意向。集中诗篇大致可分时政及风俗两大类。前一类纠弹时政,如《国仇》、《渴睡汉》、《哀长官》、《郭老兵》、《獭驱鱼》、《五石弓》、《关上虎》、《番客来》、《灯草翁》、《谋生难》、《破蓝衫》、《村先生》、《知名士》等,锋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