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个上海的女学生,说是初中毕业,其实没读过多少书,而我们被称作“知识青年”。我们从各自的家里走出来,提着旅行袋、箱子(里面是一年四季的日常用品),在哭哭啼啼的亲人目送下上了火车。此时,站台上锣鼓喧天,十二月的寒风吹刮着红旗和标语条幅(上面写着豪言壮语),发出鞭子似的声音。
上海文学
2000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