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对1917年以来主流文化体制、意识形态、文学运动等等的否定,而且昭示着对这七十余年来所形成的主流文化标准的怀疑、否定。如此一来,支持苏联社会存在、证明苏联制度存在合理性的“经典文化”及其标准,也要被边缘化、改写、颠覆。然而,一个社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自我完善、一个国家要稳定,不能没有严肃的文化经典来支撑:只有经由民族文化经典的中介,才能确定衡量民族历史的标准、建立令人信服的精神和信仰权威,从而树立社会公民对
当代外国文学
200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