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