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三家分晋”是赵家功业之一，司马迁从成功者的角度撰写这一事件；而《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及其官方写作团队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和评判完全儒家意识形态化。他们重新界定了事件的历史地位，并删减了成功者赵家的史料，转而从失败者的智伯的角度叙事，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智伯背离儒家标准——失德和“不仁”。通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儒学主导的写作，中国的历史逐渐被“儒家化”，在历史写作中宣扬儒家的价值观、秩序观与制度观。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