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行。船过水无痕，船行却有声。我在1958年年初“整风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受开除党籍等处分，去浦东农村劳动。次年9月，摘了“右派分子”帽子。1960年5月，因妻子所在工厂“内迁”广西，我便到桂林制药厂劳动。这里是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留下的记忆……
上海文学
201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