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谏佛骨事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韩愈对佛教的猛烈攻击与批判，而是因为随着天下藩镇的平定、大唐的初步中兴，宪宗日渐志骄意满，其元和初年那种虚心求谏纳谏的作风已有改变。对于那些有损君主威望及皇权加强的人和事，宪宗有心给予严处，“以儆其余”。韩愈《谏佛骨表》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严重触犯了宪宗的自尊，未能摆正君尊臣卑的位置，因而随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