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中叶广东“号富饶而书板绝少”的境况下,清季广东的刻书之主由阮元官方性质的学海堂,到民间心怀桑梓的殷富学者士人,再到士商合作刻书的兴起,很好地展示了清季广东刻书之风的流变。尤其是士商结合的新模式,就更为凸显了其优势所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典籍刊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达成了对广东地方文献的保护、整理与弘扬。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