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论语》的语录体散文发展到《孟子》的论辩性散文,这一文学上的重大突破,带来了语言运用的重大突破。其一是《论语》的“微言大义”笔法进步到《孟子》的大量变异语言的运用;其二是从《论语》敦厚概括的语言风格进步到《孟子》激越、犀利的雄辩语言,这种语言与文学的共振,一方面源于汉语的人文性,一方面原于汉语的整体性、弹性。
保山学院学报
199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