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DouglassNorth的体制经济学这一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近期的增长过程.通过将Solow的增长理论模型扩展为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用1985—2005年间各省区社会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发现三个解释变量(资本、劳力和制度)中估计系数最显著、最大的是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劳力和制度的贡献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制约因素.此外,空间位滞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且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这意味着相邻省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种空间区位上的趋同性,或许是模仿、或许是激励导致的空间溢出.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