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毋庸讳言,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陷入了纯制度研究的窠臼.由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所以,纯制度研究不仅不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公正地评判一种制度,也难以提出较具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将鲜活的实践纳入到制度史研究中去,遂成为了制度史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研究是否具有价值的重要标准”的论点.令人欣喜的是,房列曙教授新著《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就较好地示范了如何书写“活”的制度史.
安徽史学
2017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