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翻译观或许跟钱钟书的观点截然相反。钱颂扬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误，杨绛却为翻译过程中原文“光彩”不可避免的损耗感到些许遗憾。表面上看，杨提及中国印刷业，是在回应“堂吉诃德”关于翻译仅仅类似于“誊录或抄写”的主张，意思是：如果抄写或印刷外文作品已然错误百出，那么翻译，尽管有其各式各样的局限，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提升。然而，品味一下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杨绛提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族印刷业造成的破坏，而她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所有翻译工作的。
华文文学
2018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