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革命身份的自我获得并不意味他拥有革命的主动选择机会,实际上他被卷进革命大潮以及对革命目的和方法的理解都是以个体最为本能欲望的直接满足为旨归的。无业游民和文盲的身份无法帮助阿Q提升革命的道义和精神,阿Q只能再次被动地置身于"暴虐的意义场域"参与革命的暴力杀戮,贯穿其中施虐者、受害者在阿Q身上的不能长久统一导致他成为革命的替罪羊的角色。阿Q这种身份的安排反映了未庄宗法制度家族、血统观念对他的约束和牵制的有效性,而未庄乡土社会的整体氛围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宗法社会起着维护作用,因此阿Q革命不是有意脱离群众,而是在革命基础和信任机制上被原始的蛮动力扭曲,直至双方出现了相互疏离的局面。
励耘文学学刊
201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