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频密地出访
11月的新加坡,即使在夜晚仍然暖风四溢。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也在升温。两人就像一对相识多年的老友,在饭后一起商量解决邓小平“家里”的问题。
这是1978年。中国在这一年决定打开国门,启动变革。
邓小平问,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李光耀说,教育。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1920年,16岁的他曾途经新加坡去法国留学,58年后,这个小小岛国的崛起,显然让这位谋划着中国重整山河的领导人深感震动。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草坪上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白天会谈中的观点:中国将实施新的侨务政策。这也是他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
一个月前的日本之行,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这也许使他更急迫地想了解造就了“新加坡奇迹”的原因。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
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让邻国放心
在到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在1978年初,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困难,“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
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1978年的出访表明了新的对外政策。施燕华回忆说,在这次出访中,邓小平还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了支持。
在此前大约10年间,来自周边各国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不断来到中国,许多人提出希望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却往往难以如愿。
而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频繁拜访这些国家。从1976年年中到1977年年中,由中央领导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公开出访13次。随后的一年间增加到30次。1978年年中到1979年年中则达到37次。
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不过,与出访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对于新加坡,邓小平有更多期待。
在197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新加坡已被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标志着它已完成初级工业化。
新加坡没有被哪个国家刻意扶持过,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少年邓小平在20世纪初路过新加坡时,这里还和中国沿海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破败,人民以打鱼、种田为生,满眼都是木屋和树林。
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主题之一。
李光耀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
邓小平本来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他于是到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了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遥望了这些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施燕华说,要回国那天,她正在收拾行李,突然邓办主任王瑞林走进来说,小施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
邓小平来到这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房间的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1979年10月,邓小平讲道:“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