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同桌的你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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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离异的男人在谈起自己发妻的时候,都流露出深深的敬重和怀念之情,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发妻,他们如同尊敬自己的母亲。
  
  很多离异的男人在谈起自己发妻的时候,都流露出深深的敬重和怀念之情,这些所谓的负心汉们允许朋友和哥们儿开任何玩笑,但绝不允许拿发妻说事儿。
  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发妻,他们如同尊敬自己的母亲。即便一起生活中可能有种种艰涩难熬的经历,即便没有爱得死去活来的激情燃烧,可曾经一起走过的人生岁月,曾经一对年少的懵懂青涩,曾经一无所有的打拼奋斗,曾经一起艰苦的守望操持,都会成为这个男人对发妻难以磨灭的一生回忆,而负疚和愧对,也将是终生的精神负重。
  去年夏天,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得了重症,他第一个打电话通知的人就是自己的发妻,而不是现在的妻子。那天我去医院看他,朋友长叹一声说:“唉,我完蛋以后不知道她怎么过下去啊。”那份绝然的牵挂真的让我言语哽咽,因为我也想到了自己的前妻,那个曾经的同桌,那个像母亲一样伟大的女人。
  发妻就是男人的第一个妻子,也叫“原配”。原配又作“元配”,元为首,元配就是男人的首任之妻。发妻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结发”的习俗,古时男子二十要把头发束在一起,谓之“结发”,是一种成人仪式;而男女结婚时,男方要把女方发髻打开来再绾上,或者各自解开一缕头发,连在一起,此谓结发夫妻。
  《昭明文选》中记载苏武出使西域,其妻赠诗中即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的诗句。为什么要结发?大概古人也意识到感情的脆弱和易变,于是就用这种庄重的仪式,象征夫妻要过一辈子,也就是《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境界。不能和发妻终生到老,这可能是二婚、三婚男人们的最大人生缺憾。
  为什么发妻的地位这么重要?这么重要为什么还要离婚?我也这样问过自己,我也曾试图打开这个情感的潘多拉盒子,于是,才有了这篇煎熬心灵的文字。
  如同教堂里向神父忏悔要钻到那个小木头屋子里一样,还要隔着一层布幔,神父看不到你的面孔,而且,他要用孩子的称谓称呼你,就这样:“孩子,把你的罪恶说出来吧,看看上帝能否原谅你。”
  有人问我:你现在的妻子——也就是那个长着一脸狐媚相的女孩有没有女人味?我只能说,这不重要,我回忆的是我的前妻,至于现在的妻子是否秀外慧中,是否娴德善良,要等到她也能和我过上十几年后才能再作定论。
  我这样牵挂着前妻不仅仅是因为我出轨在前、犯错在先的内疚,还在于对一起成长、患难相守的日子的记忆。
  比如我和发妻结婚的当夜,你猜我们干什么了?我们在一起打新房屋子里墙壁上的蚊子,发妻观察,我拿着拍子,每消灭一个,发妻就高兴地大呼:好,又打死了一个。直到把蚊子消灭干净后,我们才躺下歇息。古城的初秋还是异常闷热,而那整整一夜,发妻不断用扇子呼扇着我的周围,生怕残留的蚊子咬我一口。
  而同样的情形曾经发生在我当兵回家探亲的一个夜晚,母亲的床上有蚊帐,我的小木床没有,而当我第二天醒来时,发现母亲床上的蚊帐帷幔没有落下。我问:蚊子这么多为什么不落下呢?母亲说:否则就光咬你一个人了。发妻和母亲,难道不是一样无私和伟大么?
  我和发妻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曾经坐过同一张课桌,那一年,我们都是十四岁。文革时期,少男少女们必须划清男女界限,男生女生同桌,但绝对不会说一句话,而且,课桌上还用铅笔刀划出了一条痕迹,谁也不能越界。那是一个混乱和颠倒是非的年代,也是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年代。
  发妻出身好,经常穿着曾经是军人父亲的黄军装走进教室,英姿飒爽的身影,引得我们这些男生们不得不冒着思想不健康的风险多看她几眼。我记得,她那身军装就是带着肩章扣的那一种,虽然是男式军服,依然非常合体威武。噢,有一部电影叫《英雄儿女》,里面有一个抱着报话机大声喊“向我开炮”的英雄叫王成,英雄的妹妹叫王芳,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女兵。发妻和王芳长得很像,又穿着黄军装,还是班里的班长。每当老师走进教室,她都要带着威严响亮地喊一声:“起立!”老师鞠躬后,又是清脆的一声:“坐下。”当她成为我的妻子之后,我曾经开玩笑地让她重新喊“起立”、“坐下”,而她总是笑着不肯。
  发妻在恢复共青团组织后第一批加入这个年轻人向往的共产党的预备队,黄军装上又多了一枚闪闪发光的团徽。学校大批判会议上发言的总少不了她,代表学校出席全市先进学生表彰大会的也是她。
  而我呢,出身于一个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家庭,又多和省图书馆的子弟交上了朋友,喜欢偷偷地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晚上在同学家里紧闭门窗偷偷欣赏歌剧、民族音乐和前苏联爱情歌曲的唱片,加上说话比较随便,被认为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风气的反面代表。那个时候,我和发妻属于两个阵营,我经常被班主任和她在班会上点名批评,好几次,她还威胁要和老师走访我的家庭,要向我同样当老师的妈妈汇报我的思想新动向。
  说实话,那时候我既瞧不起发妻,又羡慕和嫉妒。作为一个有进取心的少年,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和她一样最早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能够站到主席台上发言亮相,成为大家瞩目的先进分子。但是,对立的情绪让我选择了叛逆,在这样的情绪的驱使下,我成了班级乃至年级和全校被关注教育的反面典型。就这样,我和发妻都是学校最知名的学生,她代表了健康、上进和革命,我代表了腐朽、落后和反动,最革命的同学和最反动的同学,终于爆发了一次让全校都知晓的冲突。

  那一年夏天,轮到我们年级到部队学军,经过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黄河北一个叫桑梓店的公社,这里驻扎着解放军。白天,我们除了军训,还要参加劳动,到部队的果树园和花生地打药浇水;晚上,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谈心会,部队所谓的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也在我们这些学生中展开了。
  恰恰,发妻就和我结成了对子。
  (未完待续)
  编辑·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