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Wu Qizhong rose to fame for his Chinese painting “Surging Thoughts Like the Tide” in the 1970s.With his solid foundation in form and adept skills in line he based his creation on real life to seek and explore the themes of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The characters he portrayed were characterized by striking features. He enriched the expressiveness of Chinese painting by combining the style of Chinese painting with skills of Western painting, which contributes to a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Key words: painter of Lingnan School; Wu Qizhong; realistic painting; creation analysis
伍启中,广东新会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广东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以其深厚的、扎实的造型功底毕业于广州美院附中。
伍启中先生涉及的艺术领域很多,从连环画、宣传画、插图、国画一直到油画等画种。正是通过这些写实技巧的历练,他的创作能力得以成熟,其中最为擅长的便是人物画。由于精湛的绘画技巧,在人物画创作上日臻完善。在1973年的全国美展中,他的中国画《心潮逐浪高》以其高超的写实手法、严谨的造型、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大获成功。其后,中国画《康有为》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浩气长存——孙中山》获1993年全国首届中国画展览优秀奖,《朱德在兰圃》获2001年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广东省美展金奖等。
一、红色经典绘画作品《心潮逐浪高》产生的背景回顾
20世纪的广东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六十至七十年代广东美术以整体最辉煌的形象出现在全国美术界,其中像汤小铭、陈衍宁、伍启中、林墉等人,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画坛上均不同程度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占据着非常醒目的位置。伍启中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以对一个人神性的崇拜,将全国人民进行一场精神洗礼,是让人心灵扭曲的时代。画面上表现的是在狂热的革命年代,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图式场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曾经影响过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的时代,为后来涌现出了不少反映知青的美术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心潮逐浪高》正是那个时代集体意识下潜意识的流露与宣泄,是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的最好诠释。
今天,评论家的思考当然要具有历史与现实审视的目光,如果将画中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追寻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图像形成的原因应是颇有意思的。该画是具有高水平的知青题材作品,客观地说,当时的许多美术作品大都带有些公式化、概念化的烙印。那时的“文化大革命”美术就是政治美术,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心潮逐浪高》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产生,必然有其影子。例如,从面部微笑的表情到大都一致喜悦的状态,从手捧“红宝书”的知识青年到手扶行李的老干部,等等,这种一表现知青图式必有“红宝书”,表现老干部必有行李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之风,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美术的特殊性,那时的画家都很虔诚地按照一定的模式和套路来进行创作。因此,概念化、公式化就成了当时美术创作的主流。然而,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心潮逐浪高》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目前人物画在现今中国画的格局中是个弱项,尤其在现代人物画创作的精神和人物画的语言表达上都有弱化的趋势。现代年轻的画家比起我们的前一辈、再前一辈的人,在人物画的创作上缺少生活的底蕴与内涵,导致人物画的表现苍白无力。“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美术创作,基本属于歌颂和赞美新生事物的政治美术,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之风,让许多画家违心地画了一些作品。而《心潮逐浪高》主题的构思正是在主流话题和民间立场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把当时的政治意识与精神文化生产的某种关系巧妙地通过各种情境缔结起来,让艺术的表现成为主体,构成了整个画面的美感,使之成为一致公认的、深受普遍欢迎的优秀作品。
现在我们重读这段历史,审视在强权政治模式下中国美术生产的繁荣与嬗变的种种原因,除了具有史学研究的意义以外,更具有重新认识和构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时代关系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或称“毛时代”的美术,作为引导艺术生产,它在今天仍可以成为艺术多元格局中的一种有价值的积极因素。作为文化遗产,其历史价值更是不容置疑。另外,它仍然具有唤起社会群体的主体性意识的意义。
该幅画一眼望去气势恢弘,鲜红的手扶拖拉机驰骋在广阔无垠的金色海洋里,劈开谷浪,滚滚前进,与远处一线平展的海面相呼应。从画面中洋溢出来的那种乐观、健康和具有很强南国色彩的组群式人物中,有双手怀抱“红宝书”的男知青,有手扶行李的老干部,有站立着的女知青,还有手捧稻谷的老农民和面带微笑的女社员等。
画中通过人物的坐立、正侧、动静等姿态多视角地表现出了画中人物的不同个性与特征。画家笔下的人物灵秀动人、栩栩如生,让人观赏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一幅画能如此地把观者融入意境,产生共鸣。这说明画家不仅有很深厚的底蕴,而且还有成熟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最重要的是让画面上流露出的那种真善美及跃动奋进的生命力与观者的心绪紧紧地相溶在一起。同时,从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理想化创作的范式与“文化大革命”后常见的知青题材美术那么矫饰相比,它带来了一股充满鲜活生命的舒缓和谐的气息。
二、扎实的生活底蕴在作品中完美地体现
在中国画里,人物无疑是造型艺术中难度最大的表现对象,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而人物画中头部的表现又是最难的,它关系到整个画面的成败。人物不仅要形神兼备,还要恰到好处。在头部的表现中,它可以通过五官的精雕细刻,传达出精彩的篇章。
作为与主题有着重要关联的,在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老农民,通过虚实、粗细、轻重等不同的线的处理,加上用笔硬朗、苍劲,渲染时加强了颧骨、下巴、鼻子等处的明暗关系,以及短少且稀的头发和发白的胡子茬儿的渲染,使那张布满沧桑的脸部,成为结实、健康而富有魅力的形象。他抓住了主体形象的特征,精心刻画出老农饱经风霜的面容以及能披露出他一生遭际的深沉目光。[1] 双眼的鱼尾纹就像刀刻般深深地印记在眼角两侧。他用精练而又富于生机的笔墨线条来表现,使老农生动凸现的面颊叠现出生活艰辛及岁月的划痕。与老农民相比,伍启中在表现那位女知青时,脸部轮廓则用淡雅的墨线,结构比较含蓄,湿润的墨色、圆润的线条、婉转柔和、自如似水的用笔与飘逸的头发一起[2] ,散发出青春女性的一种美感,在设色方面采用的多是湿润平涂法,减少了凹凸感,给女性一种柔和、圆润、淡雅的肌肤之美。只是在面颊处渲染了些红色。另外,女青年的嘴的表情丰富而且细微,从她那微微张开的双唇,让我们感到她在传递着微妙的情感。她的眼睛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纯洁,望着整个世界。她的面容在该画中最具有迷人韵调,因为有了她,整个画面不仅充满了生命力,而且还让人心潮澎湃。脸部是一气呵成,无败笔。
画家塑造的另一位女社员,是一个身着布兜扮装、手扶斗笠且面带微笑的南国农村妇女形象。面部的刻画极为丰富,那种高度洗练的笔触,明洁而富于节奏感的设色,加之透视、解剖、明暗的运用,使中西融合非常到位。在颧骨、眉毛、鼻子、嘴巴等处都有暗部和投影,加强了明暗对比,增强了体积感。他将对西方写实精神的理解通过传统的笔墨表达得淋漓尽致。额前飘动的刘海就像一绺黑色的丝带,而它的下面扑闪着盈盈笑意的双眼,使面部的表情含蓄而迷人。另外在头饰上,画家用精炼流畅的线条勾画出深蓝偏紫色围巾的轮廓,再施以泼墨与写意渲染,使围巾的薄、透、质感轻松地表达出来,与飘逸的头发相互交融,荡漾着女社员的青春活力。整个头部色彩的透明感就像一幅典雅的古典油画肖像而闪闪夺目。伍启中先生笔下的这位农村妇女由于劳作使身体变得丰满而健硕,这是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的形象,画家通过梳理、选择,最终画出了作品中令人激动的典型形象。虽画的像美女,但反映出的却是健康朴素的美,具有生活的典型性。女社员的形象是画家对生活体验的广度与深度得来的结晶。
细观该画,从广袤无垠的整体到细微变化的局部,从他组群式人物的构图,较娴熟画面结构的处理以静寓动,动静结合,到画面场景的平展与突破相对立,以及造成众多的人物富于姿态的变化,都不觉重复累赘。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物构成了整个画面精彩的乐章,而画面中最为精彩的是动态与神情。瞧女知青那微微向后倾的头部和微微向右侧仰的身躯,画家抓住了这一瞬间的姿态,并准确地勾画出了一个女性特有的曲线形体,显得她的身姿是那么的自然和舒展。娇小的体态,让南方那种特有的女性身姿加上白皙的肤色,更显女性的青春靓丽。两个小辫被微风轻拂,给人以天真、无邪、可爱的感觉。她身穿淡色暗花长袖衬衫,袖口向上挽起,显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精神符号在知青们身上的特殊体现,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位闲雅清丽的女知青在当时的一种复杂的心境。而女社员头部微微向右前方平视,而胸部左转使画面一下活跃了起来,与女知青前后、左右、高低的穿插构成了动感的韵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心灵是如何呼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召唤,看到激进主义在精神领域中的审美需求,显示了画家善于处理复杂构图超众的能力。
在绘画艺术中,人物画的确是很难的,而且任何事物的内涵都不像其表面所呈现的那么简单,尤其是人物的情感与品性,往往藏得很深,不会轻易暴露出来。[3] 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4]该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是画家经常深入生活,到熟悉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得来的。这些人物肖像大都是从生活中写生获得的。这种直接源于生活的原型塑造,不仅个性鲜明、有血有肉,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像画面中的老农民、老干部、女社员以及男女知青等。画家只有通过生活体验,才能挖掘出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来。那种凭空想象是塑造不出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的。生活的底蕴来自于一个人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由于大量的创作实践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深透,使伍启中积累了许多创作经验,为他在该画的创作中能完美地体现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一幅作品通常不大可能表现出对象所有深埋的东西。咫尺之内,可以写尽天涯,却难以写尽世态人心,能够挖掘得深一点,表现得多一些,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狂热而严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画家能创作出较高水平的画作已实属不易。
三、中西融合的笔墨造型语汇
在线条的运用中,伍启中先生敢于大胆尝试。他不沉湎于中国的传统绘画,而是将其西画的许多长处结合到自己的画面中,他结合了西画的特点,融合了明暗光影绘画,不仅使人物的造型更加准确、扎实、厚重,有体积感;而且使国画人物画显得更加精彩、厚重丰富而耐看。我们从组群式人物肖像的服饰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奔放自如的、洒脱娴熟的线条中可以看出,画家注意到了不同的质感、衣纹的变化以及人体的结构等,均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因此在该幅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结构和体积,人物衣服内部形体以及衣纹的解剖等,均采用了高度简练的线条概括出来,形成了在线条上抑、扬、顿、挫和线条的粗、细、浓、淡、虚实等前后穿插关系。
例如,双手怀抱“红宝书”的男知青,用笔利落、流畅、果断、概括,肩膀处采用刚柔相济、曲直方圆的手法,在肘关节弯曲的地方用浓重的墨线一笔带过,经笔锋顿挫,继而产生粗细浓淡不等的线。既表现出了胳臂的正确透视与解剖的位置,又描绘出了衣纹与骨骼的内在关系。使胳臂的体积感马上增强了许多,与下面清淡描写的车轮子产生了明显的虚实、浓淡对比。这与现在一些作品中因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所导致的造型能力弱,缺乏深度和广度,缺乏线条的生动性和流畅性相比,该画已趋向成熟与完美,已完全摆脱了那种人物画语言弱化的趋势,在中西融合的笔墨上,凸显出自己的图式语汇。在那狂热的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革命年代,的确有不少好的作品,但像《心潮逐浪高》这样成功地塑造了知青图式作品,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留有印痕的并不多,可以说他把中西融合、神形兼备的中国人物画技法的运用达到了成熟的水平。这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无疑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抚慰与心灵上的愉悦。当今天人们面对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拜金主义与人欲横流的时候,《心潮逐浪高》反倒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随着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渗入,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盲目地追捧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该画对于今天的美术创作仍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当今现实主义绘画创作,它不仅可以使年轻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的那段历史,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美术的模式,还可以激发与培养年轻的画家,积极热情地去重塑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主义美术。
四、结语
2006年11月广东省选出了广东美协成立五十年五十件经典作品。《心潮逐浪高》榜上有名并高居第十九名。可见三十多年过去了,该件作品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是多么的大。作品之所以耐人寻味并受人青睐。除了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某种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所以,同样是表现人的作品,总会有深刻与肤浅之别。写人不透,何以谈及感染人、震撼人?笔者曾观看过此画的原作,这么多年过去了,画中的神韵天成、浑厚纵横、清新灵动的墨迹,一直让人难以忘怀,它所带来的艺术影响力是很长远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这张红色经典作品,它不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感,更主要的是带来了震撼我们心灵的审美享受。不仅让我们重温当时特定历史场景下的文化语境,更使我们心灵得到一次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精神洗礼,从而唤起对现实主义那种来自于生活原型而创作的激情。这种以今思昔的借鉴,不正是给予我们目前人物画创作日显苍白的一剂良方吗?现已年过半百的伍启中先生正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与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现在追求的是古典诗意、传统笔墨与现代形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