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2001年11月20日

参考文献与注释：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3、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上不了，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7，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8，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9，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读到之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