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部分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及年增长率
社会福利支出占社会福利支出
国内总产值(%)年增长率(%)
国别1960～1975～
198719931975年1980年
福瑞典33.542.48.44.0
利挪威27.1—9.55.1
型丹麦29.035.29.34.4
国英国24.926.95.63.3
家
自美国21.026.97.72.9
保日本17.5—9.78.9
公联邦德国
助或德国31.532.26.71.9
型
公平与效率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写道：“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他在《矛盾与困境》一书中指出：“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困境正好是由于这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抵触而引起的”。福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国家包得过广，标准过高，导致用于生产的财力减少，社会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下降。其结果是为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据经合组织统计，在1984—1998年期间，推行福利型制度的国家的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除了个别国家个别年度外，普遍低于自保公助型国家。当然，增长率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社会保险的模式不失为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表2）。
表2部分福利型国家与自保公助型国家实际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对比（％）
国别1983198419871998
福瑞典2.403.401.252.60
利
型丹麦2.003.400.502.80
国
家英国3.606.403.002.70
自美国3.606.403.002.70
保日本3.205.102.751.70
公
助联邦德国
型或德国1.803.003.003.00
经合组织
成员国平均2.704.702.752.60
资料来源：《OCEDEconomicOutlook》Dec.1998
推行福利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已经走进了困境。以瑞典为例，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已成为政府的重负。据统计，瑞典普遍养老金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1975年为7.7％，1983年上升为11.7％。1979年政府用于老年人的开支为660亿克郎，以养老金为主体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国民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政府维持高福利靠的是高税收，1988年瑞典各种税收总和约占国民总产值的55％。年收入3万克郎的职工，交纳的各种税收高额超过1.5万克郎；年收入10万克郎者，纳税总额约6.7万克郎。这意味着工资收入者收入的50％—60％要用于纳税。1975年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为75.5亿克郎，1980年上升为430.3亿克郎。截至1980年，瑞典的国债达到3770亿克郎，人均负债8600克郎。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阿萨·林德伯克认为瑞典的问题来自于体制，他强调“这种体制使我们的公共开支的增长超过了总资源的增长”，并指出，“福利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就其内容来说，都是有限度的。超过了极限就要进入危险境地”。
国家保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与福利型国家有相同之处，如覆盖面广、支出全部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等等。实质上也是轻效率、重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导致了收入再分配不完全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含有较多的平均因素，从而削弱了对劳动者的鼓励作用，助长了平均主义，影响了效率的提高。以解体前的苏联为例，1965年到1986年国家用于养老金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参见表3）。
表3前苏联养老保险支出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1965年1970年1980年1985年1986年
养老保险支出
(亿卢布)106162333349493
养老保险支出
占国民总收入5.55.77.37.98.6
比重(%)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70年——纪念统计年鉴》、《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1986年苏联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预算为523.25亿卢布，其中49.35％由国家补贴。匈牙利养老保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5％。东欧其他各国也大体相似。国家所承受的养老保险重负必然影响经济增长。波兰经济学家约瑟夫帕耶斯特卡认为国家保险型制度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唯意志论急躁症”。这种政策没有成为追求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相反地转化为“一种消极因素”，“滋长了平均主义的欲望”。
自保公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调效率，公平处于第二位。他们的养老基金基本上来自工人和雇主交纳的保险费，是“在职者掏腰包”。与福利型制度相比，这种作法强调“选择性原则”，因而平等不够。尽管有自己的缺陷，但是由于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多渠道集资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和竞争的需要，因而对发展经济能起到“保护器”的有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