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3

　　当时我把这种温馨记忆称为“皮相温情”，意即它具有某种虚假性，但它却实在地援助了一个困苦、沮丧而绝望的幼小心灵，也部分地缓解了生活的苦难面貌。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余华通过“我”的叙述，像收集希望一样，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碎片收集起来，以对付内心那片日益扩大的阴影。但这个时期的余华，终究还是让生活的苦难占了上风，他相信，苦难才是生活的盟友，而“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有某种抒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因此，《在细雨中呼喊》里，回忆对苦难的缓解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孩子——叙述者“我”，至终还是留在恐惧和战栗之中。

　　《活着》就不同了。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一个个的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13）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14），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当然也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所说的那样是“在苦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许三观卖血记》也是一部使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的小说。这次，余华为许三观寻找的缓解苦难的方式是——幽默。中间伴随着因幽默而有的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的血，都是被生活所逼，尤其是去上海的那次，几天时间就卖了好几次血，而且是为了救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许一乐。这种卖血人生本来是够凄凉、悲苦的，可由于许三观的乐观和幽默，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了乐趣，使悲苦的人生变得适合于自己继续生活下去。他为了还清因一乐打人而欠下的债，去卖了一次血后，回来对许玉兰叫道：“我卖血啦！我许三观卖了血，替何小勇还了债，我许三观卖了血，又去做了一次乌龟。”他和林芬芳的私情被许玉兰知道后，遭遇惩罚，天天在家里满头大汗地煮饭炒菜，邻居就此笑他，他就说：“没办法，我女人抓住我把柄啦。这叫风流一时，吃苦一世。”困难时期，三个儿子饿得眼冒金星，许三观突发奇想，说：“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一个一个来，先从三乐开始。”大约为了与许三观的幽默相称，余华的叙述也变得充满了幽默感，比如，他这样写许三观、阿方和根龙三人卖血前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

　　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像是怀胎十月似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着，阿方和根龙还挑着西瓜，走得就更慢，他们的手伸开着抓住前后两个担子的绳子，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不让放着西瓜的担子摇晃。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不时有人过来将他们的担子撞一下，担子一摇晃，阿方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跟着摇晃起来，让两个人疼得嘴巴一歪一歪的，站在那里不敢动，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才重新慢慢地往前走。（15）

　　一次卖血，在余华的笔下变成了一幕生活的幽默剧，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显露出它亲切的面貌。因此，幽默在余华小说中的应用，不仅是一个叙述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生活智慧，成了人物经历苦难生活必需的润滑剂和佐料。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16）《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叙述实践。余华是想通过幽默来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残酷的现实表示愤怒，更不愿意为了现实的苦难和血腥，而仇恨什么，他大概觉得这样对待现实未免显得太过偏狭了，于是，就选择了幽默，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

　　回忆、忍耐和幽默，是余华缓解苦难生活所应用的主要的叙述方式，他的三部长篇，使得这三个词在现实面前熠熠生辉，而苦难，却因着它们的有效缓解而敛去了暴力和耻辱的色彩，开始变得遥远，变得温和，变得与受难者血肉相连。与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叙事相比，九十年代的余华对现实显得过于宽容了，甚至还有点含情脉脉，尤其他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更是使苦难丧失了给人物和读者带来自我感动和道德审判的可能，它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必须经历的环节，成了现实得以展开的依据，成了存在的基本内容，我们惟有接受它，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中接受美丑不一、智商不一的孩子们；母亲如何不能选择孩子，我们也照样不能选择生活的幸与不幸，你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你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不幸，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余华所发现的“活着”的哲学，它的里面，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当然，也充满了中国式的思想局限。

　　5、遭遇不是生存

　　我要继续追问的是：人类的苦难真的在余华笔下得到了缓解，并消失于乐观和幽默之中了吗？不。苦难如果作为一种遭遇，它的确是会过去和消失的；但如果苦难作为一种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的整个生存之中，永不会消失，除非死，才能终止它在你身上的继续存在——而死亡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苦难呢？因此，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或者说，人就是害怕苦难而又不能不忍受苦难的一种存在，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7）一个作家，如果真正看见了这个存在论上的答案，他就不会轻易有乐观思想，也不会轻易让他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因为乐观或快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中缺乏充分的理由。所以，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的苦难史。除了苦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内容值得作家们殚精竭虑地去书写呢？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快乐的典型，那就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在推石运动中感到快乐，可他“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对这样一个人，加缪称，“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而这种痛苦的清醒意识，使西西弗拥有了快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18）用西西弗这个形象来比较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我们便会发现，这二者从人的存在质量上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西西弗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痛苦面前一直没有失去自我；但福贵和许三观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 　　而余华居然要在《活着》的最后，试图让我们相信福贵与那头老牛的角色互换、相依为命，是幸福的，那是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换来的片刻的宁静；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也要我们相信许三观是快乐的，幽默的，他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血来换取全家人继续生活下去的权利，因此，他还是聪明而无私的。这些，就是余华向我们出示的乐观主义和活命哲学，但我此刻对这种思想发生了深深的怀疑。尽管余华指着《活着》说，“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9）但我还是认为余华忽视了这种高尚里所包含的虚假性——福贵对苦难的承受是被动的，他的乐观也是盲目的，他虽然学会了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仿佛有着那头老牛一样的超然，但是，存在的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和牛毕竟是不同的，牛永远不会追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但人会，人在被迫反省自身时会进入到“人是谁”、“人何以为人”这样的意识和疑问中，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界限。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目睹一男童挥鞭驱策一匹高头大马时，曾经感叹到，如果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要比人大得多，人类从此之后将对它们无可奈何。确实，牛马忘记了“我是谁”，但人不能忘记这点，否则就与动物无异了。海德格尔说，“世界”是就人的精神性而言的，动物没有“世界”——其实也没有生活。为此，《活着》到最后，福贵主动将那头老牛称为福贵，与自己同名，主动将自己的存在等同于动物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放弃，就是宣布自己从人的“世界”里退出——这意味着一个人对自身的存在自觉的放弃；而福贵表现出来的所谓平静，实际上只是一种麻木之后的寂然而已。这就是一个经过了无数苦难的老人最后的结局和唯一的拯救吗？我不敢相信。从中，我不仅没有读到高尚，反而读到了一种存在的悲哀，因为放弃存在的价值和光辉，比存在的消失本身还要可怕得多。 　　我对余华所树立和推崇的福贵这个形象，的确有一些费解。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讲，我不能不说他是成功的，但从存在的意义上说，福贵并非勇敢的人，而是一个被苦难压平了的人，为此，他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参考价值。到许三观，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个人，好像很善良、无私，身上还带着顽童的气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讨巧、庸常、充满侥幸心理的人，每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他除了卖血之外，就没想过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有点像一个赌徒和游手好闲者的性格。到最后，卖血居然成了他的本能，连自己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一碗黄酒”都想到卖血。这是个悲剧人物，余华却赋予了他过多的喜剧色彩，所以，许三观比福贵更像一个寓言人物，缺乏深刻的内涵。但余华自己似乎不这样看，他说“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许三观“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槽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槽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说白了，许三观的平等思想的实质就是：“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20）所以，他自己做了乌龟，就教导几个儿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就自己也去和林芬芳搭上一腿；他卖血养大儿子，时刻想着的是儿子将来如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就是许三观的“平等”思想？读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我们的确只能将《许三观卖血记》当作一个寓言来理解了。

　　我这样说，并非要余华为我们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而是想通过人物的这些漏洞，进一步探查余华所面临的局限。从《现实一种》这类小说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对人和现实的理解，以及他的叙述语言，都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到温和、从温和到轻松的过程，它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之前，余华的激烈和仇恨，多是延续卡夫卡式的与现实为敌、并且面对邪恶的人性而拒绝与它和解的精神传统，当时余华对人的追问是尖锐、决绝而勇敢的，他坚持用残酷的恶声来打击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突然变得温和、坚韧而轻松起来，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连苦难本身余华都对它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叙述也变得规矩而老实，人物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正是在许三观（也包括部分的福贵）这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余华身上已经有了一种不易觉察的精神暮气，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没有了余华在此之前的小说那种内在的心灵力度，他似乎也不再把心灵话语当成写作的首要目标，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注重人物的遭遇（我要再次强调，是遭遇）。《活着》里的一次次死人，《许三观卖血记》里的一次次卖血，其实是主题重复，突出的都是遭遇，它的特征是通过苦难遭遇的连续叠加，把人物的悲惨命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我们知道，遭遇的苦难和悲惨虽然也可以使读者热泪盈眶，但遭遇不是真正的现实，更不是存在的景象，它只不过是外在事实的起伏变化，与真正的心灵还隔着很长的距离。心灵是内在的，遭遇则非常表面。所以，福克纳才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21）比起《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内心冲突上显然是向外转了，与其说那些是心灵的冲突，还不如说是遭遇的冲突。而遭遇一停止，心灵也就随之静止。所以，亲人都死光之后，福贵的心就放下来了，平静了，麻木了，不痛苦了，过起了与牛相伴的平静生活；而许三观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心灵变化，都是由卖血的遭遇来推动的，一旦他不再卖血之后，他的心灵也就没有任何发展了。遭遇一停止，心灵就结束，这种叙述方式有着过于明显的技术特征，远没有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时那种向内心进发的沉着力度，这说明余华后期的写作依靠的不再是心灵勇气，而更多的是智慧和练达——我要说的正在于此：没有一种熟练的匠气后面不带着明显的精神暮气的。二、有人这样概括余华的写作：“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帮助我们在自己身上把握生命的历史，从童年（《在细雨中呼喊》）到壮年（《许三观卖血记》），然后到老年（《活着》）的过程。所以他的书一旦问世，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经验。”（22）这个意思是说，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是，苦难在使余华成为高尚的作家的同时，也把它精神中的软弱性和屈服性暴露了出来。余华面对苦难，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受难和忍耐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承担，后者是被动的忍受；在苦难中前行和消解苦难也是不同的，前者相信意义将从苦难的深处崛现，并且坚持与苦难抗争，而后者则鼓励遗忘苦难（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倒是提醒人们记住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因此，福贵和许三观虽然都从苦难中走过来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的、充满暮气的老人，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但没有克服了受难之后的存在的欢乐。 　　6、“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在苦难面前，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这不仅是余华的局限，也是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它既与作家的存在勇气有关，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底相联。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一到了“人”那里，“天”实际上是缺席的。所以，李泽厚曾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Sublime)，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并用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从而提出，只有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有了冲破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把审美引进现实生活，才可能改造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传统观念，使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然都获得“人化”，“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23）这确实是一个有益的劝告，也是使作家的思想从现世世界转换到意义世界唯一有效的途径。

　　几乎所有的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作家，都看到了苦难（痛苦）之于生存的不可或缺，并描绘了它。但是，并不等于每个人都真正了解苦难的秘密。如果从现世的角度看，苦难仅仅是一些经历，一些遭遇，一些会在某一个时刻与它不期而遇的事物；而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苦难就会成为可以意识到但无法摆脱的存在的痛苦，“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的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他加给别人的。”（24）看到了这个事实之后，作家首先是要进入这种本质性的痛苦体验中，接着才是寻求痛苦后面的出路。——一个作家出示什么道路来解决苦难（痛苦）对他的折磨，自然就成了检验他的心灵质量的重要标尺。我相信美国哲学家赫舍尔的话：“在我们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25）

　　因此，我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消解和遗忘不能叫人成为苦难中的得胜者，也不能叫人从勇气中站出来生存，相反，它会使人被苦难吞噬。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但“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到最后，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存在的麻木，没有幸福，也没有尊严，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我想，存在的寂静就是存在的被注销。 　　作为个体，福贵和许三观的存在可以被注销，但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滋生出来的恶、暴力、耻辱和苦难却是无法被注销的。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也不能乐观起来，所以，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遗憾的是，福贵和许三观都不是承担的人，他们在苦难面前是顺从而屈服的；或者说，他们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余华忘记了，当福贵和许三观在受苦的时候，不仅是他们的肉身在受苦，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尊严、梦想、希望也在和他们一起受苦。——倾听后者在苦难的磨碾下发出的呻吟，远比描绘肉身的苦难景象要重要得多。但余华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耗费在人物遭遇（福贵的丧亲和许三观的卖血）的安排上了。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余华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他至少在小说中承担了暴力和恶，他像卡夫卡那样，写出了恶这种“普遍的不幸”，并在小说中一直寻求着对抗恶的力量，并宣告，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缺席构成了人的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26）虽然，余华和卡夫卡一样，想用恶的方式来承担恶，并不能真正摆脱恶对人的侵蚀，而只会带来更为绵长的恐惧和绝望，但那个时候的他，确实是一个站出来承担的人。

　　承担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是卡夫卡的话，他还说：“受难只是在这里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它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一面：极乐。”（27）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看见了绝望，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在苦难面前站立住了，“不离弃苦难的世界，决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28）从受难到发出终极呼告，这正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它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神意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只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信”，我终究会从苦难中获救。这个时候，受难就再不是仅仅经历一些生存的遭遇了，它转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探查和关怀，好比《圣经》里的约伯，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苦难来了，但他选择了承担——“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在苦难中，他开始明白苦难的意义，明白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只有在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荫蔽之下，活着才有不朽的价值，于是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29）——这意味着他终于从罪恶和自义里被拯救了出来。

　　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对作家而言，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把事实带到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赝品。试想，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双重景象呢？如果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说，从事实上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苦难的世界；但从价值上看，这却是个有存在自觉的人均在受难、并因此而获救的世界。——谁都知道，能写出后一种世界景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遗憾的是，余华在这点上似乎有误区。他在自己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开篇就引用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教导自己的弟弟时说的一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并坦言自己被这话“深深吸引”。我想，这话从某一个角度上说是对的，但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说，没有“看法”的“事实”也可能是一堆垃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是简陋而粗糙的，如果没有卡夫卡在这只甲虫身上寄寓的对这个世界的崭新“看法”，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意义；《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拒绝进食这个行动本身是“事实”，但他说“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时，就是发表“看法”。——这个“看法”对小说太重要了；还有，《诉讼》中K被无端处决是“事实”，但他死后，卡夫卡接着说“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这同样是“看法”，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看法。在我看来，卡夫卡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的“看法”影响他身后的作家们的。

　　相反，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到最后，都成了盲目乐观的、对苦难已经麻木了的人，他们过的就是没有“看法”的人生——许三观后来倒是说了句“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看法”，但余华把它变成了一句牢骚；福贵年老时，内心淡漠，是个没有“看法”的人，他的眼中只有“事实”：“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症结就在这里，余华为福贵、许三观安排了一大堆精心结撰的“事实”（丧亲和卖血的苦难），却惟独没有让他们成为有“看法”（通过受难与积极世界联系）的人，结果，存在的尊严、价值和光辉就无从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像卡夫卡那样将人物的生活与人类的根本境遇联结在一起了。而余华忙于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堆积“事实”的结果，是将一种可能的生活彻底写死了，写成不可能的了（这也就是马原为什么说《许三观卖血记》“把个好故事写成了寓言”（30）的缘故）；因着福贵和许三观对自己的生存没有了任何“看法”，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对他们俩也就失去了任何想象的空间。——他们不过是两个在苦难面前丧失了存在自觉的老人，一个对着一头老牛说着傻话（福贵），一个则因血卖不出去了而在大街上痛哭（许三观）；在他们身后，更内在的存在真相其实是缄默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余华。我在这里，写下了对他的热爱和苛求（因为余华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也写下了对他所面临的写作困难的大胆猜测。

　　2001年10月22日

　　注释：

　　（1）（2）（3）（4）（5）（6）（11）（13）（19）（20）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第222页，154页，168—169页，152页，171页，162页，149—150页，147页，第146页，第13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第151—152页，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8）（9）（10）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罗伯特·希尔福特、芭芭拉·爱泼斯坦编：《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第34页，第24页，第15—16页，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2）谢有顺：《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论余华〈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进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2期。

　　（14）《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

　　（1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10页，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16）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166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17）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8）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41－145页，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1）《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第37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封底语，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

　　（2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4）列夫·托尔斯泰：《人生论——人类真理的探索》，第234页，许海燕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赫舍尔：《人是谁》，第13页，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参见格伦茨曼：《诗与信仰》，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第34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7）《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旧约全书·约伯记》，六章二至三节，四十二章六节。

　　（30）马原：《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记忆》，《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