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不同的汇率制度表现出的通胀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长期可信钉住表现出较低的通胀，短期钉住不足以降低实际通胀，严格固定汇率比传统钉住汇率能够实现更低的通胀，中间汇率制度显示出最高的通胀。[18]
(二)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
汇率安排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大体而言，货币当局的汇率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定汇率制能够锁定汇率风险，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浮动汇率制则因汇率波动而增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负面的风险效应而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汇率调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常常与短期价格粘性一起导致价格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浮动汇率制则可通过汇率的适时纠偏来降低产出波动性，促进经济增长。
Mundell在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受两次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国际债务危机等外部影响，工业化国家经济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出现明显的“滞胀”。据此，他认为，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是与较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增长绩效优于浮动汇率制。[19]
Ghosh(1997)研究了1960-1990年间约1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结果却未发现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系统性证据。[20]Levy-Yeyati & Sturzenegger(2001)最新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实行浮动汇率制国家平均要低1%，但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21]
Obstfeld & Rogoff(2000)认为，钉住汇率制会阻止顺周期调节(procyclical adjustment)。他们的模型中，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当发生对生产率的冲击时汇率钉住不允许实际工资发生调节，从而不允许产出进行相应的调节。[22]Moreno(2000)直接研究了东亚国家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他发现文献中经常提到的钉住汇率制能带来的公信力和宏观纪律的好处，在东亚国家中并不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在钉住制下的通货膨胀表现与在浮动制下相同，而如果控制了“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之后，即剔除了在实行钉住汇率制以前的一段危机时期之后，事实上浮动汇率制下的通货膨胀表现还要好一些。这说明东亚国家的政府善于在浮动汇制条件下控制通货膨胀。至于经济增长，钉住制的平均增长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后，两者的差别显著缩小。
(三)汇率制度选择与金融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货币危机 肆虐东亚一些国家，大多数经济学家事后都将其成因归咎于各国当时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Eichengreen et al.，1998；Chang & Velasco，2000)。[23][24]Fisher(2001)更是指出，遭受货币危机的所有国家都存在有固定汇率制度。显然，在他们看来，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但问题是同样的钉住汇率制度为何在过去的10多年却又能较好地服务于东亚各国，并创造出“东亚奇迹”，而直到90年代后期才变得十分脆弱呢?此外，中国自汇率并轨以来事实上实行的也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为何又能避免危机并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难道汇率制度具有选择性而产生厚此薄彼的倾向?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首先，货币危机与其产生的根源息息相关。在比较完善､规范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对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关联做如下判断。
第一，如果干扰源来自国内，主要是政策性或货币性因素，如政府不稳定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等造成国内基本经济因素变化而发生了潜在的引致型货币危机，那么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钉住汇率有助于对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外部硬约束，部分地限制了政府政策随意性行为，从而降低政府政策不稳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种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度会更易促成货币危机。
第二，如果干扰源来自国内，主要是实质性因素，如国外消费偏好改变､贸易品技术变迁以及外贸出口结构落差等造成国内基本经济因素变化而发生了潜在的引致型货币危机，那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动使得有必要运用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来调整经济以对实质性干扰做出反应，即以汇率变动来化解造成货币危机的干扰源。而这种情况下钉住汇率制度会更易促成货币危机。
第三，如果干扰源来自外部冲击，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也就是发生了潜在的自发型货币危机，那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浮动汇率能够极大地隔离国内经济，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而这种情况下钉住汇率制度会更易促成货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