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货币政策比较分析(2)

　　伯南克在刚就任美联储理事时，曾在一次演讲中暗示美联储应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借鉴的是“要稍微有点儿颠覆性”。这种可能的颠覆性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确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应当说，伯南克与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最大分歧是是否将反通货膨胀定为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伯南克和许多货币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为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而努力 (Bernanke and Mishkin，1992；Bernanke and Mihov， 1998； Bernanke， Laubach，Mishkin and Posen， 1999)。所谓确立通货膨胀目标，就是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目标，并将其制度化。具体操作办法是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公开宣布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比如1%到2%，然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这个范围内。目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新西兰、巴西和韩国等。实践证明，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既稳定了物价，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确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由于投资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向不明确，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更大(参见Coy，2005)。尽管格林斯潘在实践中也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头等目标，但他明确反对设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格林斯潘更相信美联储不公布目标通货膨胀率也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设立这一目标只能束缚美联储的手脚。特别是在出现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或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时，固定的目标会使货币当局丧失应变能力，货币政策因而失去灵活性。比如在1997年，如果美联储实行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并根据官方公布的和绝大多数权威机构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去提高利息，美国甚至全球可能会失去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机会。伯南克并不认为设立通货膨胀目标会束缚美联储的手脚，他明确表示，一旦危机出现，美联储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稳定经济。哥伦比亚大学货币经济学家，伯南克的长期合作者Frederic Mishkin指出，中央银行确立明确的政策目标，并取信于民，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陷入“时间不一致性的陷阱”，即货币当局在短期内迫于政治压力或为取悦公众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不计长期后果(Mishkin，2003；Barro and Gor- don，1983；CMvo，1978)。这样才能给央行控制通货膨胀、处理经济衰退更多的灵活性。在2006年的一次讲话中，伯南克又一次强调：“防止能源和物价上涨导致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的最好办法是稳住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期。”因为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减少货币工资率和总供给的波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目标也是GDP目标和就业目标。问题的关键是，伯南克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不适用于危机时期，那么一旦危机来临，伯南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是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停止增加利息，还是承担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增加和维持高的利息?

　　2.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相机抉择与固定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在充满变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美联储应当继续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还是遵守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格林斯潘与伯南克货币政策的另一重大区别。格林斯潘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根据经济形势和专家特别是他个人对经济统计数字的解释、判断和对经济走势的直感、预测，施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认为，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能按照固定的规则操作不是因为导出这些规则的数学模型太复杂，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这些模型更为错综复杂。这个日益复杂世界的许多最基本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总是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动状态。规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但不能代替从广泛的经济分析和风险估价得出的政策判断 (Greenspan，2003；Feldstein，2003；Yellen，2003)。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把格林斯潘驾驭经济比喻成掌舵，需要左顾右盼，不停地调整方向，以避免触礁和翻船。显然格林斯潘的风格具有浓重的凯恩斯学派色彩。”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功也使他愈来愈倾向于“鲁莽行事”。与格林斯潘不同，伯南克主张固定的货币规则，至少是“约束的抉择”。所谓固定规则政策是指联邦储备银行应遵循一个公开、清晰、连贯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不应依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动。如果用驾驶汽车做例子，固定规则就像公路旁的停车标记，无论有无其他车辆的行驶，都必须停车。这与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政策主张非常接近(Kydl and and Prescott，1977)。货币政策按规则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个人的意愿和见解操作可增加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上不必要的波动，但同时也会使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机械呆板，缺乏灵活性。尽管伯南克强调危机时美联储会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固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规则只适用于经济良好运转时期，而不适用于危机时期，人们不仅会对其政策规则打折扣，而且会加重对伯南克应对突发、重大事件能力的怀疑。其实人们更希望美联储有所作为的是危机时期而不是经济良好运转时期。可以预测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新的美联储的动作会比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迟缓，大概一直会到这种破灭使通货膨胀降低到目标区以下，美联储才会考虑到是否降低利息和降低多少。

　　3.决策程序的变化——模糊政策与透明政策。在伯南克执掌美联储大权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首次会议上，正式议程中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在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方面，应当向国外学些什么。在格林斯潘时代，这种讨论是难以想像的，因为格林斯潘认为，一定程度的模糊政策会使市场，特别是投机商措手不及，以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力。格林斯潘上任时的一句名言是：“我想我应该警告你们，如果我把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可能会误解我的意思。”尽管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仍位于新西兰、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央行之后。格林斯潘经常凭直觉和经验而不是经济模型来识别即将发生的重大经济变化，而伯南克则更依赖经济模型进行预测(Miller， 2005a)。显然，通过研究这些模型，华尔街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联邦储备银行究竟想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伯南克主张揭开美联储神秘的面纱，公开其行为、意图和策略，发表其长期经济预测，并欢迎公众参加货币政策的辩论。他认为，只有当公众知道美联储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并从制度上约束中央银行实现其许诺，追究其偏离政策目标的责任，股票和证券市场才能运转良好。”更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利息和通货膨胀走势的迷惑，促进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伯南克还反对美联储用利率政策对付股市泡沫，认为这种政策不仅不能打击投机活动，反而会损害整个经济 (Bemanke，2001)。这些观点与格林斯潘大不相同。可以相信，伯克南执掌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方面会有很大的提高。

　　4.决策风格的变化——人格魅力与非人性化。格林斯潘时代，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联储主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神经。有人甚至把美联储主席比喻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领域一言九鼎的“经济沙皇”。而伯南克执掌的却是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小的美联储，并且他的学术理念就是要收缩美联储的活动范围，将重心集中到反通货膨胀这一使命上。 Mishkin指出，“让中央银行涉足它不该涉足的事情是个错误”，“货币政策的非人性化是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增加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弗里德曼认为“最糟糕不过的是一个捉摸不定的美联储”。另外，经济决策的制度化、透明化、非人性化，增加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依赖少数“精英”制定经济政策是民主体制的精髓。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伯南克上任时虽然强调优先考虑“保持格林斯潘时代确立的政策和策略的连续性”，但在短期内他不会，也无法用个人的魅力去影响有关政府税收、支出、医疗健康保险和社会安全保险等政策方面的争论。缺乏“华盛顿经验”和“华尔街经验”使他不大可能就这些非联储职责范围的问题发表有影响力的见解。”他既不具备格林斯潘那种与生俱来或经验赋予的对股票市场韵律的灵感(innate feel)，也没有格林斯潘那些广泛的华尔街和企业界纽带。伯南克在经济学界的声誉，加上政见低调和没有裙带关系或许使他更适合这个收缩了的美联储赋予他的历史使命。正如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Charles Schumer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审慎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了解美联储的主要职责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人选。看来伯南克正是这样的合适人选。”不利的一面是，一旦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人们就会期盼一个像格林斯潘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中央银行家来力挽狂澜。前克林顿内阁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任校长Larry Summers指出：“货币政策永远是中心，但维持全球信心的能力在未来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5.四位一体——新瓶装旧酒。美联储在以上四个方面货币政策的可能变化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明确的数量化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固定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来保证；清晰的目标和规则必然容易被公众和市场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具有透明度；实现透明的政策目标，遵守固定的政策规则，必然使决策过程依赖于制度、承诺、责任及其奖惩，而不是个别人的意愿、见识和素质，这本身就是货币政策非人性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学院派的、低调的美联储主席，执掌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弱的美联储，伯南克将致力于推行货币政策在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可能的变化实质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货膨胀与失业、长期与短期、规则与灵活性、透明政策与模糊政策、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以及民主和精英政治的交替这些古老命题在货币政策领域的翻版。

　　四、结语

　　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诸领域支配地位的日趋减弱，特别是美国的双赤字以及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严重地束缚了美联储的手脚，因而决定了伯南克不可能像格林斯潘那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施展其高雅的艺术大师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由于伯南克独特的学院派背景，低调的处事风格，特别是他出色的协调能力和手段，让他来执掌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弱的美联储，与其说是他胜任这一职务，倒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一样，新的主人在交替时期一定会强调政策的连续性，这对接替一个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而自身的经验又不足的伯南克来说，别无选择。同样，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走出其前任的影子。伯南克时代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他独特的学术背景和个人风格决定了他会在推进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规则，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使货币政策非人性化诸方面继续做不懈的努力。然而，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如无突发事件，短期内我们不会看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大的变化。历史将会无情地证明，无论新的美联储主席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和才干，也回天乏术，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银行和英雄史诗般的中央银行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等待伯南克的是一个多元、多极、复杂多变的非均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