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末以来,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到2005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强迫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美元每天浮动范围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上下3‰之内,对非美元则在1.5%的范围内浮动。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并非受到上述国家的压力,而是出于对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高瞻远瞩,主动的调整。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来改革汇率机制,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对冲,提高了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保持高速态势,物价涨幅等则持续下滑,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美元持续反弹,欧元和日元回软也为改变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创造了良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 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05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0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