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起步比较晚，与西方国家研究状况相比有很大差距。而且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大部分还是处于介绍西方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研究成果的阶段，或是从定性的角度对有关的定义、意义、动因、改进方法等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定期报告MD&A披露质量不高，多是简单描述和空泛性文字，前瞻性信息披露的不尽如人意，还存在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其中自愿性信息披露内容信息披露的更是很少，如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重要信息的讨论分析这部分内容，由于此项要求的是“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披露，也许是出于竞争方面的考虑，对于订单获取、产品销售和积压情况，技术人员变动情况等经营重要信息披露很少。何卫东（2003）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特征、演进方式、作用、披露的途径，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和表现、战略及政策建议。陈艳（2004）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理论动因。王雄元（2005）认为，单纯受利益驱使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可能存在选择性披露、模糊性披露、延迟披露、虚假披露及策略性披露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有效的管制，但这种管制又区别于政府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管制，并提出了管制的建议。在实证研究方面，乔旭东（2003）利用100家上市公司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盈利能力正相关、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能够积极促进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行为的改进、同时发行境内和境外上市股票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自愿披露，而与公司规模无关，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总体水平偏低、信息含量也偏低，而且披露方式单一。张宗新等人（2003）对108家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指数逐年提高，公司规模大、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有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倾向；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并没有显现；上市公司竞争环境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范德玲等人（2004）通过对17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和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盈余业绩、公司所在地、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公司规模、盈余业绩和公司所在地与年报中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财务杠杆和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的系数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显著性。
MD&A作为管理层对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深刻分析，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或趋势的认真审视，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之自我剖析，反映了管理层对社会公众投资者尽职尽责披露信息的精神，MD&A不啻是一份管理层团队素质和诚信责任的宣言。加强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信息披露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把握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对财务报告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为了加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MD&A的披露质量，我们建议：在理论上应加强对MD&A应披露内容、披露的程度及披露方式的研究；在法规建设方面，证监会应发布一些操作性强的解释性指导，使上市公司更好地理解MD&A的披露要求；同时，应尽快在法律上明确MD&A披露的法律责任，并对MD&A的审计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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