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收入《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76页。 [②]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页。 [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第2版,第13页。 [④]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收入海氏自选文集《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⑤]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导论》,邓晓芒译,《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上海)1996,第1版。 [⑥]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一章“论何物存在”,第8页。 [⑦]以上参见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台湾《鹅湖》2000年第12期、《学术界》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3期。 [⑧]此文后来以《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为题,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⑨]见孙周兴为《海德格尔选集》所作的《编者引论》,载于《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版,第3页。 [⑩]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7页。海德格尔在谈到自己的“解构”时,明确反对那种在存在论问题上导致相对主义的解构,反对“把存在论立场恶劣地加以相对化”。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自己“这种解构工作也没有要摆脱存在论传统的消极意义。这种解构工作倒是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这个分析任务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方式”;“这一解构工作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 [11]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看拙文:《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46、25页。 [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7页。 [14]海德格尔:《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收入《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 [15]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第68、76页。 [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5页。 [1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中正书局,1968年版。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1960年,第1版,1997年第7次印刷,第41—42页。 [19]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 [2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引论》(EinfuehrungindieMetaphysik),Niemeyer,1987年,第11页。 [21]关于“哲学形而上学的事情也就是主体性的事情”,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第76页。 [22]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尤其参见:《爱与认识》、《爱与认识》、《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林克译,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三联书店(上海),1999年版。 [23]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收入海氏自选文集《路标》;《〈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问题〉的神学谈话中主要观点的若干提示》,孙周兴译,刘小枫选编《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4]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页。 [25]弗雷格(GottlobFrege):《论涵义和指称》(ÜeberSinnundBedeutung),原载《哲学和哲学评论》,100,1892年。肖阳的汉译文《论涵义和所指》(OnSenseandReference),载于马蒂尼奇(A.P.Martinich)主编《语言哲学》(ThePhilosophyofLanguag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