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